互联网平台算法推荐的现实困境和完善路径——以2018-2023年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算法推荐是数字时代发展的新兴力量,厘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是算法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判决书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算法推荐相关案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而体现在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方面。实务表现在行为性质认定困难、“技术中立”适用存疑、“避风港”原则面临冲击等现实困境。在明确算法推荐司法定性的基础上,衔接版权过滤义务与“避风港”原则,同时强化算法推荐的前置审查,辅以多主体的监督与评估,从而完善责任分担机制,实现算法推荐治理的法治化。

论刑法学方法论的纵向流变——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争为线索

我国刑法学正处于转型时期,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被批判,刑事违法性的概念被引入和本土化。随之嬗变的刑法方法论纵向上也体现出日益精细化的特点:刑法立法论时期包含政法法学时期和转轨时期两个阶段,其后才进入刑法司法论时期,具有类型化思维、问题性意识、体系性思维三个主要方法论。刑法教义学是当下规范刑法学的主要方法论,与刑事法学其他学科采用的其他交叉学科方法形成供需关系,进而结成谱系,展现出刑法方法论的当下图像。

北极资源开发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路径——以共同开发为视角

北极大部分地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共同开发符合各方利益,遵循了中国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原则,是和平解决当前围绕北极资源开发产生的诸多争端的发展方向。全球气候变暖使北极地区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日益凸显,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利益,环北极八国早已陆续提出划分海域主权、扩张大陆架等主张,但由于治理机制不完善、各国主张的法律依据各不相同导致了进一步的争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普遍适用于国际海洋的法律规范,但其并不是专门适用于解决北极争端的制度体系,致使北极资源权属仍存在诸多争议。当前国际范围内存在南极机制、斯瓦尔巴机制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机制,这三种争端解决机制各有利弊。对于解决北极资源开发问题,应当建立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适用基础,以共同开发为实现路径,以谈判协商为主、调解为补充的多层次争端解决机制。

车位确权不能仅靠《物权法》现有规定

近日,广州某些小区的卖车位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小区的这些行为,引起了业主的强烈反抗。在物权法出台之前,对此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制,新出台的《物权法》对小区车位车库的问题做出了相关规定。但《物权法》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么……

统筹城乡金融背景下的农村小额信贷法律规制研究

中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特别是城乡金融配置的严重失衡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需要统筹城乡金融作为有效供给农村金融的突破口。以农村小额信贷作为农民获得金融服务并实现自我发展的有效形式,以农民金融需求为导向进行法律规制的研究,对于调节城乡失衡、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权实现方式探析

环境权的提出和发展透视了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事实,思考环境权的实现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综合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立法情况的基础之上,对环境权加以必要界定,既而厘清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并借助传统权利、程序权利(如公众参与权利)、义务规定和人权法律最终实现环境权。

中国PPP增信稳健性制度化探析

中国PPP增信稳健性制度化机制是实现其行稳致远的重中之重。面对新的环境变化与挑战问题叠加,新时代PPP增信稳健性的制度化机制化建构需要建立三个心理账户:一是建立决策者最小化账户,二是建立决策者局部账户,三是建立决策者综合账户。以开闭最小化心理账户为"扫雷器",以开闭局部心理账户为"切换器",以开闭综合心理账户为"稳定器",实现三个心理账户在平衡风险损益中的增信匹配。

情事变更原则的学理阐释与证立

基于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等原因,契约当事人无法有效预见战争、剧烈的通货膨胀、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动荡等事变,从而无法有效地将其风险在契约中予以分配。实证法层面的情事变更原则,其制度合理性的证立可从制度功能、价值层面、逻辑层面三方面入手。在长期契约或继续性契约履行完毕前,契约基础发生障碍或丧失,经济危机、国家干预等引起的重大事变使契约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关系遭到根本性破坏或契约目的不达时,由当事人分担该一般危险产生的重大损害,这是以衡平的理念对契约严守原则严苛性的缓和与干预,以保护当事人的法律政策考量,实现契约的实质正义。

高等职业教育《法理学》教材体系创新研究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知识载体,是把教育思想、观念、宗旨等转变为具体教育实践的终结,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工具。编写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高职政法类教材,应把突出高职教育特色作为教材创新的宗旨;而转变教材编写的传统理念是教材创新的关键;知识内容的选择是教材编写的核心;教材框架结构的设计是构建具有高职特色、体现创新教育理念、具有完整的知识结构的教材手段。

社会责任理论下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是当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我国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学界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探索还并不多见。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以社会责任理论为指导,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定位与职能重构

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职能,是我国农村并存的两种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体。但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致使在实际运作中造成两者的定性不准、职能交叉、法律人格不清等诸多问题,导致农村社会成为矛盾的多发地带,甚至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对二者准确定性、重构职能就成为当务之急。具体为:将村民委员会定性为村民自治、协助基层政权、监督集体资产运营的组织,赋予其类似于《民法通则》中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将其具体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剥离出去;对集体经济组织应采用股份合作的形式进行企业化改造,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

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是西方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法律问题加以阐释,效率与均衡被认定为法律制度的核心理念。特别是在侵权领域引入经济学理论,对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损害赔偿的事后研究转向了事先分析。因此,从预防成本与预防收益之间的关系对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进行效率分析,并借助“亨德公式”对两种不同的损害赔偿进行经济界定,权衡由侵权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差异,当预防的成本小于预防的预期收益,侵权人的预防是必要的、有效率的。如未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侵权人的行为就是无效的,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行业协会自制规章刍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行业协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得以迅猛发展。行业协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自治组织,自治权是行业协会的最主要的权利。而行业协会要实现自治,则必然要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这是一个团体存在和实现其宗旨的基础。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更新

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双方当事人缔约阶段,这个阶段以合同成立为界。缔约过失责任既可以发生在合同成立前,在合同成立后生效前也有其生存的空间。缔约过失责任是一方因过失违反先合同义务产生的,往往被视为是一种过错责任,然而无论是学者的著述还是现行的立法都显示了缔约过失责任已经突破了过错责任的范畴,活跃在某些无过错责任领域。缔约过失责任中是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并不包括完全性利益,完全性利益应由侵权行为法所调整。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中国化实践研究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文化的生态型特质不谋而合,这是它指导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历史渊源与哲学基础。具体来看,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由人、自然、社会的要素整合论,人与自然物质交互的物质基础论和解构资本逻辑统驭的批判论三部分内容所构成。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结果是经济发展、政治建构和文化培育的生态化转型:第一,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下,推动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第二,建构以政府为中心的"生态政治"体系,推动生态文明相关法律法规的设置与完善;第三,建构以社会心性上的生态向往、公共道德上的生态准则、文化产品上的绿色消费、社会抵抗上的生态理由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体系。

海运保函的法律效力

海运保函是国际航运业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文章重点在于利用海运保函的分类来区分其效力，以利于实务中对海运保函的利用。

对外资银行总行进行同步金融监管的法律探讨

“入世”后随着我国银行业逐渐放开,我国境内外资银行面临着潜在的金融风险。除了常规监管外,引入对外资银行总行的监管,是对其风险源头的监管。这种监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性监管,是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一种必要的预防性监管,是基于我国境内的分支行基础上的一种扩大的监管形式。在对外资银行总行监管的必要性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文章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对外资银行总行进行同步金融监管的设想。

论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形式及其作用机制

环境问题尽管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被一直作为国内问题处理,如今却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问题之一。在过去的30年里,一个庞大、多样的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系统正逐步形成,并在国内政府、跨国组织机构和国际环境协定的谈判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理念、形式、结构和方法策略,其完成确立目标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有力地促成了国际市民化社会的形成,对变革旧的国际关系格局的思维范式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全球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将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领域内的国内事务,其解决需要我们用新的视野和更广阔的角度来分析对待。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的法律规制进程及中国因应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的技术和商业化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充分关注下已渐成趋势。国际海事组织关注MASS的法律规制,希望在国际层面率先确立统一的MASS规则,并将其规则制定分为三阶段进行;各国船级社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引领下,积极构建MASS国内船级社规范指南体系;一些国家也在国内立法层面回应了MASS国际规则的新进展。在各方推动下,MASS规则内容结构趋于明朗,但依然存在自主等级模糊等先决性问题。对此,中国应选择以下立法路径:在国际层面保持积极互动;在国内开展海事法律法规审查工作,但需谨慎考虑在《海商法》的修改过程中纳入MASS及其法律关系适用的问题,目前仍应以政府的政策性文件和船级社的技术性规范文件,引导和规范中国MASS的设计、建造、试验、运营和管理等,推进智能航运和智能船舶发展;在国际海事组织MASS规则文本出台后,在前期法规梳理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国内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