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发展科普文化产业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哈尔滨市发展科普文化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基础条件,也存在着不足,推进科普工作还在一定程度地存在着重事业轻产业的倾向;科普文化产业发展还相对处于散、缓、小、弱的初级阶段;统筹科普文化产业尚未形成有效的体制机制;科普专业人才培养还没有形成促进产业持续发展的科普人才队伍。围绕发展科普文化产业,哈尔滨市应积极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行、产业化发展的科普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做大做强哈尔滨市科普文化产业,形成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双轮驱动、互补共赢的发展格局。

儿童阅读认知行为的情景性因素研究——来自哈尔滨的田野调查

以哈尔滨市小学生家长填写的800份有效问卷为样本,研究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情景因素对儿童阅读认知行为的影响,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各情景因素与儿童阅读之间的应然关联和实然关联,针对儿童阅读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家庭、学校和图书馆应该扮演的角色。

以友城合作促进国际旅游名城建设的路径研究——以哈尔滨为例

发展入境旅游对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平衡出入境旅游消费逆差、推动旅游服务体系与国际接轨有现实意义。同时,建设国际旅游名城有利于提升城市对外开放水平,推进城市全面发展。建设“冰城夏都国际旅游文化名城”是哈尔滨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的战略目标,入境旅游则是该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哈尔滨拥有数量可观的国际友好城市,这是发展入境旅游、推动国际旅游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资源。针对哈尔滨与国际友好城市旅游合作的现状、问题与优势,提出在国际友城设立“旅游推广中心”、举办“友城旅游文化交流月”、打造国际化的旅游接待体系、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和建立交流合作的常态化机制等对策建议,以实现旅游业发展的新突破。

哈尔滨松北区湿地保护开发的对策研究

松北区湿地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管辖范围内,其湿地面积大,分布广,物种多,环境好,成为哈尔滨市重要的湿地群。尽管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湿地保护工作,但随着城市开发建设,松北区的湿地环境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围绕松北区湿地的保护开发,建议完善湿地保护开发规划,加强综合执法,提升松北湿地生态旅游水平,加强湿地环境监测。

“忠孝节义”出处补考

'忠孝节义'作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最早出处史无定论。一般来说,学界普遍认为其最早出现在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其实,《旧唐书·薛仁贵传》中'忠孝节义'四字已连用,《魏书》中亦有'忠孝节义'的提法。'忠孝节义'是对封建社会三纲五常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炼,但其广泛流行是在宋明重建儒家纲常伦理秩序后,并借助民间俗文化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忠孝节义'的提炼和传播,对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从人伦维度探究扬雄思想的体系架构与内在关联

作为擅长思辨的哲学家和工于辞赋的文学巨匠,扬雄的思想大厦体大思精,不仅体系庞大,而且内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从人伦的维度看,扬雄人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主要是太玄宇宙图式,其人伦思想的历史哲学渊源主要是循环更迭、变革损益观,其人伦思想的人性论基础主要是善恶相混观,其人伦思想的道德取向主要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五常观,其人伦思想的美学意蕴主要在于中和之美,其人伦思想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辞赋讽谏,其人伦思想的修养论主要体现在"强学力行"上。

罗伊斯忠德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意义

美国哲学家罗伊斯在上世纪初发表了《忠之哲学》。他不仅将忠阐释为对人类社会共同体精神的自觉自愿之尽忠,而且将"忠于忠"这样一个体现对共同体主义的忠之精神,抬高到道德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罗伊斯的忠德观意在廓清人们对忠的狭隘认识和误解扭曲,从而将忠界定为人类社会所应共同尊奉的道德准则。尽管罗伊斯忠德观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和调和论的倾向,但其对忠诚特质的发掘和对人类共同利益的主义之尽忠主张,仍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传统忠德及其当代价值辨析

作为传统道德,忠德在其产生之初主要是对人对事的尽心竭力,强调的是忠信、忠恕的待人处事原则。从忠德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看,进入封建社会后,忠德长期被偏狭地作为忠君的代名词。近代道德革命清算的主要是忠君道德这一"负能量"。忠德中的忠于社稷、忠于职守、忠信诚实、忠恕待人等"正能量"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精神高度契合。实现传统忠德当代转换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共享发展理念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共享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国际交往等方面,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萌芽和丰富资源。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基因,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完善共享发展理念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的伦理意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提出来的,集中体现了习总书记对幸福与奋斗之间关系的价值判断,体现了习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幸福观。从道德哲学的逻辑角度看,"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幸福观,丰富了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幸福观,深化了德福一致的传统德福观,在劳动—奋斗—道德—幸福之间架起了一座逻辑之桥。从当代伦理价值来讲,习总书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重要论断进一步高扬了"劳动最光荣"的美德伦理,彰显了"幸福靠奋斗"的规则伦理,明晰了修德致福的道德实践路径,是社会主义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张锡勤先生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本精神的发掘与提炼

张锡勤先生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发展史的全面深入研究和对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及诸多德目的系统梳理,提炼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尚公、重礼、贵和。首先,张锡勤先生将"尚公"界定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并认为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血缘宗法社会下的家(宗)族本位社会结构是产生尚公思想的根本原因。其次,张锡勤先生从"礼"的产生开始追溯重礼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指出礼起源于上古宗教祭祀,在先秦社会中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宗教性向政治性、伦理性递嬗的过程。最后,张锡勤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贵和"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即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和谐,个人身心的和谐。指出"贵和"思想体现了中国先哲的智慧和民族精神,其本质就是通过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建立起等级和谐社会。在尚公、重礼、贵和三者关系中,张锡勤先生认为"尚公"是最基本的,是衍生其他两个基本精神的根。正是由于"尚公"的重整体观念决定了要用"礼"来维护社会整体的秩序稳定,用"和"来实现这种秩序的和谐。因此,尚公、重礼、贵和是相互关联又互为补充的。其中,又以"尚公"为最基本的道德精神。"重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整体和谐的重要手段。和谐则是中国传统道德追求的终极境界和理想状态。张锡勤先生通过对尚公、重礼、贵和的追本溯源,深入剖析了其内在含义和规范要求、产生根源和历史局限,并指出其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和当代意义。张锡勤先生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本精神的提炼和概括,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认可。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基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丰富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关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文化高潮的问题,多数学者主张三次高潮说,但划分高潮期的标准各不相同。更有学者将先秦、盛唐和五四时期认定为中国文化的三座高峰。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文化危机,通常将危机期之后的重新崛起视为文化高潮。综观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化高潮,其分期应该为:西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隋唐-两宋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这三次文化高潮的出现往往都是被民族文化危机所催生,是在应对严峻而深重的危机时,依靠中国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内生力、自身修复力以及辐射力、融合力等内在张力,化解危机,焕发活力。并且,每次文化危机过后的文化高潮都伴随着民族的复兴和文化的繁荣。

金朝统治者对渤海遗民的招抚与同化——兼论渤海族消亡的原因

渤海遗民是指渤海国灭亡后的渤海族人。渤海国作为渤海族建立的民族国家,在被契丹人灭亡后,其遗民仍以渤海人自居,努力保持其独特的民族性。契丹人灭亡渤海国后将渤海遗民分割迁徙,以达到同化渤海人的目的。但直至辽国灭亡,渤海人在反抗契丹人的统治同时仍以其民族特性顽强地存在着。随着女真人的崛起,为了拉拢渤海人合力抗击契丹的辽国,与渤海人同为后裔的女真人对渤海遗民则采取招抚、怀柔的民族政策,博得了渤海遗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多渤海人都投入到女真人麾下,为女真人消灭契丹辽国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并最终帮助女真金国消灭了契丹辽国。女真人为了同化渤海人,采取女真皇室与渤海贵族世代联姻的办法,将渤海贵族精英集团牢牢地团结在金统治集团周围。通过拉拢、怀柔、联姻等一系列措施,到金代末期女真人已经基本实现了对渤海遗民的同化。此外,渤海族从其形成之初,就全面开始了汉化的进程。在辽金时期,渤海人的汉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渤海人的民族特性则不断消亡。到了元代,渤海族作为一个民族从历史上彻底消亡,这固然有渤海人的汉化导致其民族性消减的一面,不可忽视的是,金代对渤海遗民的拉拢、怀柔和政治联姻等民族同化政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恩政治伦理思想新探

作为十八、十九世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潘恩的文章和论著往往是针对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或应论战而发,因此其论述领域较广,显得相对庞杂而缺乏系统,举凡宗教、人权、民族独立、政治体制等方面,潘恩均有涉猎和灼见。但作为政治家、思想家,潘恩的思想还是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政治伦理,并形成其独特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概言之,潘恩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主要涵盖了本体论、人权论、政府论等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潘恩的本体论是以自然神论为主,同时闪烁着无神论的光芒;潘恩的人权论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基础上,主张幸福平等;其政府论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理想政府是代议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共和政体。在潘恩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中,如果说本体论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权论则是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要义,政府论就是落实人权这一核心要义的根本保障。

由群婚向对偶婚、一夫一妻制的嬗变——多维视域下的《周易》渐卦新解

历来治易者多认为《周易》渐卦乃"女归"之卦,反映的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借鉴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周易》渐卦,会发现渐卦更像是对原始初民由群婚向对偶婚、一夫一妻制递嬗过程的追忆和再现。其中,渐卦初六和六二爻描绘的是群婚制婚姻形态,九三和六四爻则描绘了对偶制婚姻形态,九五和上九爻则描绘了一夫一妻的个体婚婚姻形态。由群婚到对偶婚,再到一夫一妻制的嬗变、演进是渐卦卦名和卦象的立意所在,体现了《周易》取象制器的易理。同时,渐卦也是对我国原始婚姻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

也论《周易》经传的法哲学思想——兼与任国杰、关梅二同志商榷

任国杰、关梅二同志的分歧主要在于:前者主张将经、传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周易》的法哲学,而后者则坚持将经与传分开来探讨其法哲学思想。一般说来,《易经》和《易传》二者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在研究法哲学问题时,既要看到区别,又要看到联系。就区别而言,《易经》法哲学主要包括承认寇掠侵伐正当性的现实正义,神判与人判并存的神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司法正义,基于辩证法的犯罪预防,基于认识论的法律宽宥,以及戒惧修省的自律与刑罚惩处的他律相结合的矫正手段。《易传》法哲学主要包括天尊地卑、刚柔相济的法本体,遏恶扬善、禁民为非的法伦理,明慎用刑、赦过宥罪的慎刑宽宥观,小惩大诫、改过迁善的刑法教化观,思患豫防、止争息讼的防范息讼理念,以及刚健中正、刑罚尚清的司法公正原则。在厘清《周易》经、传法哲学各自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寻绎出《易传》对《易经》的继承和发展。

对“科玄论战”的回顾与反思

回顾"科玄论战",科学派与玄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科学是否已经"破产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中国出路问题。根据"科玄论战"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焦点问题不难看出,"科玄论战"的性质主要是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论战在中国的翻版,是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一场观点冲突。要彻底解决这种冲突和论争,只能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会通和兼容互补。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着整体性的深刻变化 ,街道的传统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 ,必须建立新的社区管理机制。社区建设要适应“大社会”的总体要求 ,加强理论建设、法制建设 ,理顺管理体制 ,从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论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创新

市场经济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 ,而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 ,它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前提和条件 ,预示着一种文化的创新。因为经济腾飞须有文化前提 ,文化繁荣须靠经济动力。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具有三方面共同特点 :1 公平竞争观念 ;2 民主法制观念 ;3 创新开拓意识。市场经济不仅是新文化生长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