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保障研究——以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有关键意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落实司法责任制是重要的法治保障,本文尝试以设立责任清单制度、完善分案机制来解决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职责混同、责任边界模糊的瓶颈,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以基层法院职能定位为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在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应承担社会总体治理功能发挥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法治建设则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重要保障。

论我国婚内强奸犯罪的立法构建

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是我国家庭暴力问题中长期争论的焦点。受我国国情、传统性观念的影响,界定婚内强奸罪应当慎重。对此,既要维护妇女的性权利,又要保障男性公民的同居权;既要具有理论上的依据,又要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特定期间的认定是婚内强奸罪的核心问题。

应对国外反倾销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商品遭受国外反倾销诉讼快速增加 ,原因主要有反倾销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壁垒、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价格偏低、中国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等。为应对国外反倾销 ,我国应采取如下对策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合理定价 ,防止低价竞销 ;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待遇 ;鼓励出口企业积极应诉 ;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 ;

浅谈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司法救济

刑事不起诉救济是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被害人或被不起诉人由于对该不起诉决定有异议,依照法定的程序和途径作出的一种保护补救方式。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免于起诉人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进行自我救济,有关国家机关对人民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法律监督,既可以有效地保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防止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

滥用职权罪主体的司法认定

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依法从事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准确地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依法从事公务” 。

以社会诚信体系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

引言:诚信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评价,更影响社会规范的实施水平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诚信是公民立身之基,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政府树立权威的根本。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使公民、企业、行政机关践行诚实守信原则,是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优化营商法治环境的重要手段。

现行公安机关刑事立案问题浅谈

本文对现行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工作中，该立不立、不该立而立、立而不究等问题进行了归类分析，揭示了立案不实的危害性和现行立案监督环节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加强和完善立案监督提出了如下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监督处分权；提高检察官自身素质；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立案部门；检察院设立专门的立案监督部门；加大普法力度，增强群众法律意识，赋予并保障其监督权力。

应用法学视域下民事类案的司法裁判路径探析--以涉“以房抵债”协议类案件为例

虽然类案裁判规则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但目前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查明民事类案裁判尚存在检索制度不完善、裁判有效的范式路径未形成等短板,因而尚未具有普适性。故尝试在应用法学的价值选择和方法论指导下,以作为社会热点纠纷的涉“以房抵债”协议类案件为切入点,以“诉讼争点”为类型化分析出发点,在司法实践中探索一条“法律规范要件分析”为类型化分析核心要素,将外观主义裁判思维与衡平裁判思维相结合的,既符合司法裁判规律又兼顾社会效果的民事类案司法裁判路径,为定纷止争、统一裁判尺度、提高裁判效率提供助力。

“重大误解”法律适用的动态体系论

我国《民法典》及司法解释将“重大误解”制度设置为一般条款,虽然赋予法律适用以弹性空间,但在司法认定中产生了差异化样态。动态体系论既能克服概念法学的僵化保守,又能约束自由法学的恣肆,其在适用领域、保障规范条款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方面具有成为“重大误解”制度实践方法的正当化基础。首先,“重大误解”制度应将“误解的重大性”和“意思表示瑕疵”作为动态评价要素;其次,“误解的重大性”的判断基础来源于“错误认识”对象的三个层次与“通常理解”三种解释路径的一一对应,“意思表示瑕疵”应当将“强制作出意思表示”设为判断基础;最后,在各评价要素被判断基础检验后进行协作联动从而取得个案中“重大误解”制度的法律效果。

我国民事一审独任制扩张的功能主义释意与价值归位

完善民事诉讼审判组织形式的适用是繁简分流改革中的重要课题。从功能主义视角的应然层面看,民事一审独任制在普通程序中的扩张适用具有实现司法精细化、兼顾效率与公平、回应社会期待的特点,即价值宣示、价值统一和价值导向三方面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从实然视角看,民事一审独任制的扩张适用又存在个人主体性保护不足、程序类型与审判组织认知错位的问题,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因此,为实现繁简分流改革的价值预设,应当通过建立独任制的正当性标准和建构有效的审判组织转换模式以破除上述难题。在建立独任制正当性标准的法律制定和适用中,应当准确把握事实要件证明和认定无明显争议、不存在类案指导的示范意义以及保证程序主体获得基本司法服务的权利三项标准;在建构有效的审判组织转换模式中应当完善转换程序并设立转换临界值,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民法典》背景下居住权人合理管理义务的司法功能优化

设立居住权是提升社会经济、民生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确立在民法体系内的重要地位。但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案例显示,居住权人对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使用不当、毁损、破坏的案例屡见不鲜,追根溯源是居住权条款尚未适应多元主体的需求,居住权滥用以及房屋设施使用权界限不明。文章通过在司法维度中灵活运用民事法律行为生效要件、在立法维度中设立居住权撤销权和完善规范性条款等措施为合理管理义务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运用、切实提高居住权人对房屋的合理管理意识、倒逼其履行合理管理的义务提供正当性基础,实现法律与实务的高度契合。

解决中俄商事争议途径的几点思考

中俄边境贸易纠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既有商家交易不规范的行为因素 ,也有政府间政策性的因素 ,因此十分复杂和特殊。尽管两国司法界、仲裁界、行政部门进行过不断的努力 ,但收效甚微。这充分反映出中俄贸易纠纷单靠一种方式或传统的政府干预途径难以得到彻底解决。拓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之路 ,以调解、仲裁有机结合为契入手段 ,以双边国际仲裁机构为操作平台 ,这种机制化的举措 ,不失为解决中俄两国商事争议复杂问题的有效选择。

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的构建——以“半开放+立体化”为基本框架

行政审判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能够厘清审理规则、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以破解困境。梳理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现状以及国内外诉讼类型化制度、尝试借鉴其成功经验并将域外的行政诉讼类型进行本土化的移植,最终,形成以“半开放”为受案范围、原告中心主义为基本原则、诉讼类型相互转化和审判人员释法说理为“支柱”、多种分类标准重叠并行、“立体式”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的设计构想,实现行政诉讼定纷止争的价值目标。

对外资银行总行进行同步金融监管的法律探讨

“入世”后随着我国银行业逐渐放开,我国境内外资银行面临着潜在的金融风险。除了常规监管外,引入对外资银行总行的监管,是对其风险源头的监管。这种监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性监管,是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一种必要的预防性监管,是基于我国境内的分支行基础上的一种扩大的监管形式。在对外资银行总行监管的必要性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文章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对外资银行总行进行同步金融监管的设想。

婚姻无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婚姻无效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的重要制度。婚姻无效是指男女两方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而成立的婚姻 ,因违反法律规定的婚姻生效的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夫妻财产及双方对第三人的债权与债务的判定和处理 ,以及婚姻无效的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