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税发展与行业调整——基于哈尔滨解放区营业税法律制度发展历程的考察(1946-1949)

税收调整对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哈尔滨解放区为了尽快使民族工商业从停工停产的状况中复苏,从1946年至1949年制定的四部税法中规定了营业税的征收问题。哈尔滨解放区营业税法律制度经历了从"废除苛杂"到"负担合理"的税收原则的转变,经历从比例税率到比例税率与差额累进税率并用的税率变化,经历了从简单区分工商业分别征税到细致划分行业分别征税的转变,体现了营业税的发展变化对行业调整的重要影响。哈尔滨解放区营业税法律制度不仅是当时社会条件的必然选择,也为新中国的营业税发展奠定了基础。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法治先行。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是保障乡村振兴及农村环境质量改善的根本。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促进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缺少乡村振兴专项法律的空白,但在广大农村地区依旧需要解决农村发展差异化、农民需求多样化、农村环保复杂化等客观问题。为此,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要以《乡村振兴促进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专项法律为支点.

论“人民司法”的城市实践——以哈尔滨解放区司法建设为例

城市解放区的司法建设是在借鉴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初期的沿用农村根据地的司法经验阶段,依靠群众路线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遴选了新的司法人员,制定了城市便民的司法制度,巩固了新生城市政权。但由于城市背景复杂,政治、经济模式也与以往根据地不同,城市解放区的司法建设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需要,开始了对"人民司法"理念与实践的大胆探索与突破,使"人民司法"在体现"群众路线"、"为民"、"便民"特征的同时,注意城市各个阶层的诉求,一切从城市实际情况出发,丰富了"人民司法"的内涵,处理了大量的民、刑事案件,进一步规范了司法制度。"人民司法"的城市实践,是新中国司法建设历程的重要环节,为巩固城市政权、保障经济发展、支援前线做出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对国家司法建设的经验积累。

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金融市场的演进经历了从投资者"买者自负"到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卖者注意"的历程,伴随着商业实践的演变,最终引发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群体出现分化。非专业的金融投资者逐渐与消费者的身份发生融合,并最终嬗变为新的一类市场主体即金融消费者。基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经济人"理性选择,以及彰显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分层现象,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内容复杂化的金融背景环境之下,应转变法律理念来对金融消费者予以倾斜保护,并建构体现实质公平主旨的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就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二者间的严重失衡问题,以及基于金融消费者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博弈失利的结果表现而言,建构理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为应然选择。应建立投资分类保护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横断化"法制,以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市场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

自入世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面临WTO的各种挑战,为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目的是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的发展在于金融业的繁荣,金融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最主要的金融主体商业银行必须通过不断创新争取市场份额,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而金融创新又是其发展的原动力。金融创新又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支撑,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也因此进一步走向国际,二者互为基础。立足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实际,试图初步探究其与知识产权保护两者间的互动与联系,通过浅析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知识产权保护对金融创新的影响,从而为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领域更好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对策建议。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博弈分析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博弈是各国金融发展进程中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我国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而言,仅停留在对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运行规范层面,立法对金融创新并未给予重视,通过对合理的法制途径的探索以构造适当的金融监管模式。完善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的构想是: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变革;由分业监管到统一监管模式变革;建立良性互动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法制变革探析

金融创新产品的复杂性、链条的间接性、预期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带来了金融领域的深刻变革,并进一步促使金融监管理念与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相应对策是:重塑金融安全监管理念;健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金融商业方法专利化的实然与应然——以美国花旗银行成功案例为视角

金融商业方法是通过人类的心智创造来解决金融活动中的问题的方法及规则,金融商业方法专利在金融专利权中占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一旦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申请的商业方法专利获批,我国商业银行使用金融商业方法的范围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并随时面临着侵权的风险,而且如果付费使用,此项费用也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沉重负担。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开始金融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的海外扩张,目前,在我国申请的相关专利已呈现出加速增长之趋势,而我国尚缺乏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应尽快建立适合本土的金融商业方法专利化模式,扩大商业银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

废除治外法权:晚清法律发展的直接动因

自1840年起,伴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是清朝不平等条约体系逐步取代封贡体系,以致领土、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家主权日渐丧失独立性。其中,超越于国际公法的治外法权体系是中国主权完整遭到破坏的显著标志。治外法权是近代语境下以领事裁判权为主体的司法侵略特权。它在保障和庇护本国侨民在华的经济、政治特权和利益的同时,严重影响了中国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损害了中国人的法律权益。正因为逐渐认识到其危害性,晚清政府才在对外交涉活动中尝试以各种可能的渠道将它废除,进而改革法律和司法,推动法律发展。

论有限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法律干预

崇尚个人权利的当今时代,政府干预的模式只是自由经济理念下的有限政府模式,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干预只是市场调节的辅助和补充,并应随着市场的完善而逐渐退却。而现实并非如此,有限政府对于市场的法律干预将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而更加深入,不仅限于宏观的干预,而且会触及微观层面,经济法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作用将越来越大。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分析与厘清——透过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之表象

近年来,描述犯罪本质的术语"社会危害性"遭受到"具有政治色彩""非专属性""空泛、模糊和不确定性""缺乏规范质量""可能为随意出入人罪提供超法规依据""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等诸多质疑和批判。"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所共有的特征,所谓罪刑法定原则与之相冲突,只是在极端社会环境下显现出的表象。在司法中,模糊评价不可或缺,非规范的实质判断与形式判断事实上难以截然剥离,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附着于该术语的政治色彩也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并非其本身固有的属性。立法规定何种犯罪概念,以及是否规定犯罪概念,对刑事法治均无影响。

法律如何规范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现象,对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缺乏规范的民间借贷存在巨大的风险,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引导。法律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一个前提就是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界限,而只能作出一个原则性的限定。

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保护

随着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的日趋繁荣,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得以不断的推广。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导致商业银行处于强势的操纵地位,其操纵及把控行为使得金融消费者权利受损。在法律制度层面、监管制度层面寻求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消费者权利保护的路径,并依托于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良性发展。

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视角下金融管制探究

加强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已经成为各国启动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对金融管制的原因加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我国金融管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强化金融组织机构合规经营的监管机制,整合现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关注前瞻性金融管制建设方向,并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优先价值进行权利与义务的配置,最终实现在金融管制层面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理念下的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系统保护和适度保护。

理论与实践:金融消费者保护视角下中国金融监管路径分析

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单是金融消费者自身之微观利益能否实现的问题,更关乎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实现,故应成为金融监管所秉持之首要基础价值。基于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现状,通过路径回归选择,旨在重塑后金融危机时代理性金融监管机制。

《物权法》施行后对农村金融的影响

《物权法》带给农村金融的积极影响之余,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只有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才能让《物权法》规范下的农村金融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理论、文本和实践三个视角,并分别呈现出多元性、趋同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的优点在于实现了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不足之处包括评估环节失衡、评估标准缺项、定量评估不足,导致不足的原因是立法工作观念不强、立法评估制度重视不够、立法评估指标体系认识不清。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的重构应当坚持面向、维度、指标和分值的四位一体,即设置立法前评估指标体系、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和立法中评估指标体系三个相对独立的面向,涵盖评估维度要素和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要素以及评估分值要素。

网络店铺移转的法律属性研析

互联网交易蓬勃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允许网络店铺的移转具有现实紧迫性。无论学说理论还是司法判例,均认可网络店铺的物权属性。允许网络店铺移转,是销售者、服务者基于营业转让的基本理论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对其经营所形成的电子营业资产及铺底所享有的权利。允许其移转不仅具有现实的需要,更具有法律层面上的理论依据。简单粗暴的禁止或无限制的自由皆为不负责任的行为,理性的分析以及阶段性的路径展望才是现阶段的应有态度。

互联网金融不正当竞争界定的特殊考量与监管制度之完善

当传统的较为通行的商业模式发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时,引发人们关注、省思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进一步追问是否应当予以监管及如何进行监管。问题的研磨应当以厘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及互联网金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为前提,对互联网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加以特殊考量,并探究《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理性回归。我国目前互联网金融竞争监管存在监管依据滞后、监管权力配置失衡等缺陷,需要尊重金融业态发展的客观规律与金融的本质属性,尊重互联网金融市场中金融消费者的核心地位,对监管依据加以适当调整,以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不正当竞争监管制度,构建相对开放的竞争监管协同机制并予以践行。

试论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和谐关系的构建

高校辅导员在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和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辅导员与学生和谐关系是促进学校日常管理和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的关系是高校中最亲密的师生关系,既彼此相互影响,同时又在特定条件下存在对立,这一矛盾统一体的呈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高校辅导员应准确把握这一关系的复杂性,有效调节,妥善处理,构建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