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外国文学翻转课堂教学

传统的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传授知识主体。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引入,客观知识的学习可由学生课下完成,课上由教师全程指导、参与,配合学生完成知识内化。这一教学模式有利于实现师范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培养更符合职业需求的师范生。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为”文学主张的内涵

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篇在言及诗、书、礼、乐等传统经典时,分别提出了“有为为之”“有为言之”和“有为举之”的概括。这一概括不仅是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总结,也蕴含了对文学必须“有为”的理论主张。尤其是其中“有为言之”的说法,更是关涉语言这一文学的核心问题。基于之前礼乐时代人道的思想立场与文化原则,“有为”之学肯定了人文价值的实在性,与道家的虚无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言语形式上,“有为”的理论主张又最终和礼乐文化相结合,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规范之上,由此丰富了儒家与先秦文学理论的内涵。

“三言”中城市民居书写的叙事作用与文化意蕴

如果说城市园林的书写体现了章回小说文人化的叙事风格,那么城市民居就是拟话本小说民间化叙事的典型环境。在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中,城市民居空间兼具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身份,产生了重要的叙事作用,使故事环境更加生动具体、人物关系更加贴近世俗、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多变。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方面,城市民居书写彰显了明代市民社会的思想新变,民宅空间的开放暗示了男女情欲的放纵,商铺空间的繁华体现出市民物欲的勃发;另一方面,城市民居书写中暗含了传统思想的观念固守,民居秩序象征了传统的婚姻方式,民居结构昭示出家庭伦理观念,商人住宅的细节则揭示出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观念。可见,明代城市社会虽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传统价值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麦作地区谷神崇拜及其信仰的民间叙事嬗变——基于鲁南地区民间故事《拐姑鸟》的文本分析

民间故事《拐姑鸟》采录于鲁南地区,从神话-原型批评角度出发,体现出古东夷地区远古时期谷物崇拜信仰于民间故事中的置换变形;从地域性角度分析,是麦作农业区远古信仰、生产经验的历时性总结与儒风和韵独特社会文化的共时性概括;从流传功用角度分析,既弥补了民间故事搜集工作中有关该地域的不足,又在流传中起到生产经验传播与社会教育的功能,《拐姑鸟》是山东地区民间故事的沧海遗珠。

发声于修辞之外——王蒙散文的新古典主义抒情形态探微

学界有关王蒙散文的研究较少,其中大部分以王蒙文化历史题材和新疆记忆散文为主,并从传统文化精神、诗心玄想妙悟、个体生命经验等角度进行探讨,揭示其散文创作情深意浓、收放自如、思维开阔的境界。然而,借助中国古典美学品评王蒙散文,特别是运用新古典主义美学视野单独探讨其抒情形态的论作却少之又少。

《河边的错误》:跨媒介视域下小说与电影的叙事互文

余华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其小说在影像化的过程中,情节复原难度较大,但有趣的是,余华的小说受大众欢迎程度较高,读者颇多,其小说的电影改编应有较多潜在受众。在风险与收益共存的情况下,先锋小说《河边的错误》的影像化改编面临着巨大挑战,从上映后的效果来看,该电影无疑是成功的,它不仅在先锋性和通俗性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还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情节、主题进行了艺术化的改编与延展,最终实现了跨媒介叙事下对“故事世界”的整体建构。

电影《一出好戏》的文化隐喻解读

电影《一出好戏》叙述了一群因意外而流落荒岛的当代人的生存故事,通过对荒岛生存过程中求生与逃离的特定场景的展示,表现人性的复杂。影片塑造了一群去掉社会赋予的各种头衔和标签之后的人的生存百态,借此讽喻社会各种名号的虚假性。本文从人类重返原始状态的文化隐喻、欢乐场景的文化隐喻、疯子形象的文化隐喻三个方面对影片进行文化隐喻解读。

“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探析中学教学里的“绿色语文”意蕴

中学阶段是人生中重要的精神成长期,良好的语文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精神滋养,助益其成长。然而,现实中部分语文教师一味追求功利化教育,在课堂中采取“满堂灌”式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也浮于教材表面。1996—1999年,吉林省教师赵谦翔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成功实施了“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教改实验,摒弃唯考是从、唯分是图、唯题海战术是求的“灰色语文”理念,首倡“绿色语文”的教学之路。时至今日,这一理念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四川好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层阐释

布莱希特将《四川好人》的剧情背景设置在地理和文化皆与欧洲相距甚远的中国四川,并构建了一个“好人”的形象。作品以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为创作蓝本,内容上化用了孟子的“性善论”等中国古典文化,形式上应用元杂剧“楔子”技巧以及中国古代戏曲艺术中“自报家门”“曲文唱词”等陌生化原则,其跨越时空的文化交融为世界戏剧艺术贡献了独特的东方视角。

作用机制与实践方式:革命文艺育人研究的两种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里,文艺是一种感性的审美实践,其目的性及现实性品格,并不像物质实践活动那样直接和功利,它总是间接地潜移默化地,通过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中介,经由一定的“发酵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在影响人们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作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文章从这一观念出发,主张吸收和运用认知心理学、接受美学的研究成果,对革命文艺育人的作用机制与实践方式进行研究,最终的目的是重新激发革命文艺的活力,为新时代的人文教育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撑。

传承红色基因与文学教育融合的理念与实践——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与新中国诞生和发展相同步,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与课程思政实施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然而,在198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新的文学话语范式与评价标准主导下,致使红色经典的思想育人价值功能被严重弱化。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需要教师自觉形成明确的主体意识,完成红色经典文学史评价思维范式与教学重心的深刻转型,通过教学理念与实践模式的改革创新,落实好学科育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正视当下语言生活 开展语言规范工作——兼与《文学语言与当下汉语建设》一文商榷

在社会生活高速发展的今天,时代文化多元性、语言生活多样性、语言意识多重性、语言传播全球化等相关问题日益凸显。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的学术自觉,是我们进行学术争鸣的大背景。在此背景下,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学术探讨,有利于对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挖掘,更能体现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语言的运用和规范关涉到使用该语言的全体社会成员。我们在讨论语言规范及其标准的确立时,首先要对相关基本概念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具体讨论语言研究(词典编纂)的语料来源问题。只有充分了解和正视当下的语言生活,我们才能科学合理地开展语言规范工作。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的三大范式及其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先后形成了三种范式:革命范式、“新启蒙-纯文学”范式、“现代性反思”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的生成,都内在于时代政治之中,都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在一段时间内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种范式及其背后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内在张力与矛盾。今天的乡土文学研究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拓展研究视域,整合经验,补齐不同研究范式的短板,真正实现对“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的超越,重建乡土文学与历史肌理之间的关联。

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新文艺生活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文艺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新型文娱平台的建构,使群众文艺活动被纳入行政体系之中,从此走上了组织化、制度化的道路。演艺习俗的改造,将社会主义基因植入群众文艺活动,使后者获得了介入现实政治议题的能力。群众文艺活动也改变了农民在文艺生活中的地位,使其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网络纪录片《风味人间4》的文化传播与品牌构建

纪录片《风味人间4》以“饮食与文化”为题材,更易触动观众内心的强烈共鸣,引发观众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认识理解和情感认同。该纪录片通过全球视角来进行跨文化传播,借助纪录片这个传播媒介,与世界各地的观众交流中国饮食文化。同时,创造性地采用了独特且先进的画面技术,通过新媒体等多元平台进一步打造“风味”IP,成功实现了饮食文化的传播与“风味”品牌的强化。

重构乡土文学与乡村现实的有效关系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构乡土文学与乡村现实的有效关系,强化乡土文学的现实介入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及时把握当下乡村社会的新变化;其二,深入把握当下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其三,积极探索与时代内容相匹配的文学形式。今天的作家要确立一种“能动性”的写作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激活乡土文学与乡村具体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创新,更好地实现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启发与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