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

1720年至1760年代间,清廷为提防准噶尔汗国的扩张,曾通过西藏地方政府从拉达克王国方面取得大量关于内陆亚洲、南亚次大陆以及俄罗斯的重要情报。通过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清朝不仅察觉到准噶尔汗国曾自叶尔羌派遣使团路经拉达克与莫卧儿帝国往来,更得以先后认识到印度莫卧儿、伊朗阿夫沙尔、阿富汗杜兰尼与沙俄等周边帝国的势力消长。本文通过重点分析汉、满、藏文等多语种史料,探讨清廷通过拉达克所建立的欧亚情报网及其历史意义。

清宫藏传佛教文物与乾隆帝的宗教心态

受到藏传佛教观念的影响,乾隆帝再三自诩为文殊菩萨转世,不仅下令内府在所制唐卡中将其本人描绘成文殊菩萨,更授意文臣通过编纂《满洲源流考》来建构“满洲”(Manju)等同于“曼殊师利”(Manjusri)的考据政治学。对于乾隆帝钟情于藏传佛教的特殊现象,过去有清史学者根据乾隆帝所作《喇嘛说》,认为其个人对佛教的态度,不过是“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统治工具,本文试图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以乾隆帝所用之右旋白螺为例,结合相关汉、藏、满、蒙文题记与相关档案史料,对以上观点进行商榷。通过考察清宫旧藏之右旋白螺及其所附密咒与铭文等文本,本文指出乾隆帝不仅有大量收集密教法器的喜好,并利用右旋白螺修习《时轮金刚续》《大威德金刚续》等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的甚深密法。由于密法修习的保密性,本文认为乾隆帝内心世界中的藏传佛教信仰并不宜机械地理解为笼络蒙古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通过对清宫旧藏密教法器与多语文献的“文/物”二元互证,亦可补充清朝官书与档案史料之不足,进而将过去清廷与西藏地方关系研究从政治史延伸至文化史、宗教史等多元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