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的青少年管教措施

在"青少年管教"的名义下,一种针对青少年犯的新制裁措施随着2001年丹麦刑法修正案通过而付诸实施。通过分析该种制裁措施实施第一年所适用的55个判决,发现极不协调和差距悬殊的现象广泛存在,并且严重犯罪这一法定的适用条件并没有在所有案件中得到贯彻。新制裁措施的出现意味着干预的强度在明显增强。基于更生治疗的观念,新的制裁措施使大量针对问题青少年,特别是使那些适用于针对非丹麦道德背景的青少年的宽泛的控制措施合法化。新的特殊管教措施没有明确规定详尽的计划和清楚明了的实施方案,专家为此感到迷惑,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一切表明,代价高昂的努力并非是更生改造和预防犯罪有效的工具。青少年管教措施的引入是当前多党联合政府主导的刑事政策的一部分。当局通过使用更有"成效"的措施,包含更强硬、更迅速的处罚和强制性的更生改造,旨在急切地表明他们有能力并已准备好了对付街头青少年犯罪。

机缘与困境:西方经验下的宋代海商法

中国自古就不发达的海上贸易在宋代取得辉煌的成就,与此相适应,海商法在宋代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宋朝海商立法对外贸管理机构与官员的设置与职守、商船出海须履行的程序、税收、有关人员的奖惩等方面都作了规定,但宋代海商法没有达到古代西方海商法那样的完备体系,也没有成为推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的强大历史动力。深入比较古代中西方社会的深层结构,不难得出令人深省的答案。

美国商业判断规则:基于风险偏好和高管信义义务利益冲突的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作为公司治理方式之一的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问题,重点探讨在公司风险偏好和高管信义、义务冲突与利益角逐状况下,如何实施商业判断规则。本文的视角主要是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司法适用问题。从最初的"理性人"标准到独立的"善意"标准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最终的规则是要达到一种平衡。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给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权利和追责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考。

丹麦的刑事法何时回归理性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加重刑罚的国际趋势开始在丹麦显现,并在新世纪的前几年进一步强化。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丹麦这种加重刑罚的趋势难以用犯罪量的变化来解释,也不能用政权转向右翼来说明。后现代社会加重刑罚的使用无疑有着复杂的背景,本文给出的首要解释是,这是由人类生存条件以及人们与外界联系的方式激剧变化所引起。这是一种生存革命,它从社会底层开始出现。这种解释不是对现有解释的否定,而是对现有理论或解释的重要补充,因为现有解释主要是针对与社会上层有关的因素或事件,例如,政治体制(如平民政治)、大众媒体、社会组织结构(如行政机构或[和]工业化)、全球化(如刑法的国际化或刑法的相互借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