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新模式 ——以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为例

社区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党在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社区治理中最直接、最基本、最有效的力量.本文从如何在社区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以建立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为目标,以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动力,以增强服务功能为重点,丰南区胥各庄街道不断探索和创新社区建设的新途径、新办法,提升服务水平.

丰南区特色小镇发展的路径选择

丰南区特色小镇建设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依托当地特色,以行政建制镇为载体,科学规划、生态发展,力求 达到生产、生活、生态上的有机融合,目前已初步达到了“产、文、景、镇”一体的效果。

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分析了大学生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从道德、伦理教育出发,探讨了网络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具体阐述了如何做好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措施。

李大钊38篇轶文的历史考辨

李大钊曾在《甲寅》日刊发表70篇文章,几乎是将近每两天就发表1文;在《新生活》周刊发表68篇文章,平均每期发表1.2篇。可是,他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竟然在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存续的近5年时间里,没有用本名或常用笔名发表过一篇文章。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实际上,他在该报以列武、子棠、其颖、罗敬、田诚5个笔名发表了36篇文章。另外,在《政治生活》以罗敬署名的两文亦为他所作。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普法力度,提高农民的法治素养,引导广大农民”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立根之本,农村土地与农户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同时也关系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的妥善解决能够有效地化解我国目前存在的人地矛盾关系。但是在目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因而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就成为了“三农”问题的一个重点解决方面。因此本文将借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关的法律制度经验,提出完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法律制度,以更好的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更加自愿平等、合理合法、规范有序。

发展河北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京津冀经济圈

河北省位于京津冀都市圈中,紧邻北京和天津,目前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落后,经济圈内的"同构化"竞争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三地的发展。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区域视角下河北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原则,并通过对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依托京津发展河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我们需要通过投入创业基金的方式以企业为媒介对京津冀经济圈的经济进行协调,从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传承好家风 共筑中国梦——读《曾国藩全书》有感

曾国藩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儒雅的人物,他为家人制定的家训家风历来为世人所传诵,文章从治国、治家、立志、择友四个方面汲取了书中的养分,为我们继续传承好家风,践行好风尚提供了一些经验与智慧.

建立有效干部培训机制 促进干部队伍建设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干部队伍显得尤为迫切,而做好干部队伍建设,离不开有效的干部培训机制作支撑。通过建立有效的干部培训机制,不仅能够为干部提供全面的培训和发展机会,还能促进干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拓宽他们的视野,提升干部的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文章重点探讨了建立有效干部培训机制,促进干部队伍建设的策略,以期为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丰南休闲农业发展

发展乡村休闲农业是新常态下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丰南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圈腹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优势,目前正在推动休闲农业与京津冀市场的深度融合,积极打造具有丰南特色的休闲旅游新路径。

新型农产品在电商代理制下的物流模式选择

文章介绍了一种拟重新组建农产品物流方式的思路——农业商品产销流通一体化体系,旨在对运送农产品方式进行改革。引入农产品中间商后,能构建与完善农产品物流过程中的市场资料收集、物流运送方式、食品加工、食品安全等环节及整个体系。

天降大雨是检验南湖会议在8月1日召开的唯一标准

2018年6月,一部名为《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的著作出版;9月,该书主笔又公开发表《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一文。这一书一文认为,嘉兴南湖会议于1921年8月3日召开。但是,这个结论仅仅是靠9位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互相抵牾的回忆和34处"不可能""很(有)可能"的推测、而不是靠确凿证据作出的。故并非"这是最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而是其说不能成立。同检验真理有"唯一标准"是"实践"一样,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在哪天召开,亦有"唯一标准"。这就是:"1921年8月1日降大雨之天象"。天象,不受人为的各种因素干扰,虽然它不会说话,但却最客观、公正,是检验某一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唯一标准。当然,本文还另有6条证据亦指向这个唯一标准。

中共1921年“三月会议”新考

关于中共1921年一大前是否曾召开过一次“三月会议”，党史界曾有过多年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末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中发现的《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提到了“在1921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是曾经召开过这次会议的有力证据。但因缺乏更多、更详尽的文献支持，不少文章，包括一些权威著作，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

也谈中共三大的召开时间

中共党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共三大的召开时间是1923年6月12至20日。这一说法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份文献。随着共产国际代表,三大主要操办者、指导者马林有关三大的信函、报告在《党的文献》公开发表,并根据其他材料印证,可以推断,三大的召开时间应是1923年6月10至19日。

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

198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年9月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碑文》中说：李大钊“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2002年9月，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公开出版，书中说：在二大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上海革命局”的“李同志”不是李汉俊,而是李大钊——兼谈李汉俊亦是上海革命局成员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其开头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①最后部分说：“《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他收到了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求给莫斯科邮寄他们出版的各期报纸。今天我们就把现有各期寄出。”②这段话还有另一种译法：“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寄来了李同志的《中国社会主义报》，李是我们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一九一九巴黎的“五一”运动》作者应是李大钊

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发表了署名“T．C．I．”的《一九一九巴黎的“五一”运动》（以下简称“巴黎五一”）一文。对T．C．I．是谁的笔名，笔者未见有文著论述。笔者认为，T．C．I．是李大钊的笔名，换言之，“巴黎五一”就是李大钊所作，考证如下：

对《关于斯大林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一则新史料》的补充

《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刊登的梁化奎文《关于斯大林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一则新史料》（以下简称《一则新史料》）认为，和瞿秋白一同受到斯大林会见的“苏同志”就是周恩来，笔者认为是正确的，但觉得理由似嫌不足．试作一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