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梁文化的内涵与研究旨归刍论

汉梁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传承久远,积淀深厚,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汉梁文化由横向的"汉梁文化圈"与纵向的"汉梁文化轴"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共同构成,对其内涵应予以科学的界定。汉梁文化的研究旨归,概在西汉梁国区域历史研究、汉梁文学与艺术研究、商丘特色文化史研究三途。

汉代牛文化探析

汉代蓄养有大量的牛只,国家虽然禁止屠杀耕牛,但对于大量淘汰的耕牛、肉牛、野牛等是可以屠杀的。屠牛卖肉当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行为。在汉代牛有着广泛的生产用途,如牛耕、拉车、杵舂等。养牛业的繁荣催生了几种与牛密切相关的职业,如牛医、牛经纪、斗牛等。在与牛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加深了汉代人对牛的思考,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观念,譬如将牛作为祭祀的至尊之物、以牛的至尊衬托统治者的等级、把牛作为守护神和引领神等。

商丘与“中华圣人文化圈”刍议

商丘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老子、庄子、墨子的故里和孔子的祖居之地。在中国"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以商丘为圆心形成了儒、道、墨等元典文化,逐渐形成了"中华圣人文化圈",商丘及其周边的区域也成为中华圣人文化的发祥地。中华圣人文化圈现象的出现,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古代商丘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这种文化现象对于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秦汉时期司法的残酷性

秦汉时期司法领域的大屠杀事件层出不穷,共有67起。这些司法性大屠杀事件有着鲜明的特点:时间上,存在两个发生的高峰期。级别管辖上,司法性大屠杀多由中央司法机关所为。性质上,大肆株连,处刑苦毒。主客体方面,司法性大屠杀的危险主要来自君主,受害者主要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引起司法性大屠杀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专制集权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政府的执政能力低下以及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遗毒。

宋荦研究述略

从宋荦第一部诗集《古竹圃稿》诞生至今,有关宋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酝酿期,低谷期与高潮期。就学者们有关宋荦的生平、著述、宦游、收藏、鉴赏等方面的记载与研究的文章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和揭示宋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期促进和推动宋荦研究走向深入。

张朋园、吴雁南与黔台史学交流

在20世纪下半叶黔台史学交流史上,吴雁南、张朋园扮演了关键的桥梁角色。1989年国民党当局再次放宽岛内民众赴中国内地探亲限制,成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转折点。在吴雁南、余怀彦、冯祖贻等黔省学者鼎力支持之下,张朋园时隔43年完成首次返乡探亲夙愿。随着国民党当局于1992年逐渐放开中国内地学者赴台学术交流限制,两岸史学交流由先前的“南学北移”的单向流动迈入“南学北移”“北学南移”双向并存阶段。得知吴雁南、冯祖贻、何才华等人有意赴台开展学术交流,张朋园积极设法促成,并希望将私人藏书赠与贵州师范大学,聊表作为国民之一分子的心意。1996年,吴雁南国家“八五”社科重点项目结项时,张朋园与章开沅、隗瀛涛共同担任评审专家。得益于吴雁南、张朋园、余怀彦等学者的苦心擘画,黔台史学交流随之启动,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又一范例。

柘城陈氏家族文人群体初探

元明清时期,柘城陈氏家族历史厚重,声势煊赫,支脉繁衍,家族文化源远流长,产生了以元代著名文人陈思济为代表的陈氏文人群。但陈氏文人群的诗文作品多已亡佚,很难对其创作实绩作出客观评价,只能通过他们的生平、著述考述来了解柘城陈氏家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脉络。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休官与天水权氏——中古早期民族融合的个案考察

休官是十六国北朝陇右地区的一个杂胡部族。休官的形成,是中古早期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其姓氏的考察,可知休官是由氐、屠各、土著汉人等融合而成。天水权氏是中古陇右汉族大姓,因长期与氐、屠各等族错居杂处、通婚联姻,逐渐胡化,乃至融入休官。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造像题记,不仅可以洞察天水权氏胡化、婚姻与社会网络等问题,亦可增进对中古早期的休官族及陇右民族融合的认识。

胡培翚《仪礼正义》校勘考论

胡培翚《仪礼正义》继承了以往《仪礼》学校勘的优秀成果。该书选用《仪礼》唐石经、清黄丕烈重刻宋严州单注本(严本)作为校勘底本,并用多种《仪礼》善本作参本,本着"宁详无略,用郑氏家法"、"详载各本经注异同"之校勘原则,综合使用多种校勘方法,为《仪礼》经、注文字的勘正作出了较大贡献。该书校勘特色鲜明,在校勘中能广采众本,并断以己见,校勘结果胜于旧说,同时还潜心整理了《仪礼》学史上聚讼已久的诸多问题。《正义》善于吸收当代《仪礼》学的优秀校勘成果,决定了该书的校勘实为集《仪礼》经、注校勘之大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