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慧城市下政务数据共享平台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建设数字政府是政府推进治理现代化城市、融合数字经济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实现新型智慧城市下政务数据共享为研究方向,以商洛市为例,探讨了政府各部门在权责、供需衔接、数据标准规范、数据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数据共享机制、数据标准体系、平台框架设计提出了数据共享平台的设计思路,实现商洛市政务活动信息化、政务数据实时共享。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陕南三市竞合协调发展研究

根据生态位理论、城市生态位衡量城市发展综合水平,利用生态位宽度衡量城市对资源的利用效率,用生态位重叠指数衡量城市间产业相似程度。以陕南三市(汉中、安康、商洛)为实证对象,提出城市综合发展评价模型,从生态位视角计算陕南三市生态位、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指数的大小,分析陕南三市的竞合关系。结果表明,汉中市是陕南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城市,陕南三市近年来资源利用率均在逐步提高,陕南三市产业结构相似性高,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竞争多。并根据结论提出促进陕南城市群发展的建议,以期对陕南三市的统筹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商洛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

良好的旅游形象直接影响着潜在旅游者的出游意愿,准确地了解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是有效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基础。以携程网的游记作为样本,采用以ROST CM为工具的网络文本分析法,从词频、网络语义、情感、空间分布四方面对商洛市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商洛市旅游目的地形象存在人文景观吸引力不够,区域旅游发展不平衡,旅游要素开发不协调,游客感知形象与官方投射形象不一致等问题。应发展全域旅游、延展旅游产业链、调整投射形象,以打造文旅IP丰富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潜在优势研究

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II)分析方法,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进出口数据,对中国与中亚各国农产品贸易潜在优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亚各国贸易潜在优势由强到弱依次为中吉、中哈、中乌、中塔和中土。中吉、中哈、中乌和中塔贸易联系较为紧密,贸易潜在优势大,中土贸易联系最松散,贸易潜在优势较小;与其他中亚四国相比,中吉在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和农产品制成品方面均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哈在植物产品和农产品制成品方面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吉在四大类农产品贸易中均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塔在植物产品、动物油脂产品和动物产品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土在植物产品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乌在植物产品和动物油脂产品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研究

在“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的共建将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带来机遇与挑战的背景下,基于2010—2019年中国和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分析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结果表明,与中亚五国相比,中国整体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较弱,仅高于土库曼斯坦,大幅低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具体分类中,无论是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动物油脂产品还是农产品制成品,均表现出较弱的比较优势。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应不断优化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实施海关预约货物通关服务制度,提高货物预约通关率,满足不断变化的贸易交易需求;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深度合作,提高中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

陕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文中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3个子系统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评价陕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陕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3~2016年为可持续发展快速阶段,2017~2018年为可持续发展衰退阶段,2019~2020年为可持续发展平稳上升阶段。结合陕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现状,提出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及加大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提升陕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基于“两山”理论的陕西省绿色共生模式研究

结合“两山”理论和Lotka-Volterra模型,构建了绿色发展模式评价模型,α为“经济山”对于“生态山”的竞争抑制系数,β为“生态山”对于“经济山”的竞争抑制系数,当α>β时为灰度绿色发展模式,当α<β时为浅度绿色发展模式,当α=β时为深度绿色发展模式。通过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再结合陕南绿色发展模式得出结论,西安、铜川、汉中、商洛市为灰度绿色发展模式;宝鸡、咸阳、渭南、延安、榆林、安康市为浅度绿色发展模式;没有城市为深度绿色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对农旅互动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农业与旅游业作为研究的主题,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农旅互动融合的理论基础上,利用各省的相关数据构建出耦合协调模型,以此测算2010—2018年全国各地区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再借助中介效应实证检验出数字经济对农旅互动融合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内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农旅互动融合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在加快农旅互动融合的过程中,资本积累和消费需求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对发展数字经济技术推动中国各产业的结构优化,既有现实基础,又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以期为促进中国农旅深度融合、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陕南地区绿色减贫效果评价

结合绿色减贫内涵,从经济绿色能力、资源利用保护能力、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能力4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效果评价模型.鉴于区域绿色减贫的多目标性,采用标准离差法结合熵值法的综合赋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再运用加权TOPSIS法确定区域绿色减贫指数,最后通过组间连接与切比雪夫距离方法对区域绿色减贫效果进行分区,以便直观显示陕南各县域绿色减贫效果.结果表明:陕南县域中扶贫开发优势区仅有汉滨区一区,经济绿色发展优势区仅有镇巴县一县,其余各县域均为绿色发展压力区,整体上陕南绿色减贫效果仍不理想.据此提出提高陕南地区绿色减贫效果的相关对策建议.

内部市场一体化、外部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基于系统GMM的实证研究

为找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加快实现经济平衡发展,首先,通过界定出关键变量市场一体化的研究范围,对细分后的内、外部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其次,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有针对性地论证中国地区市场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最后,基于市场一体化的研究视角探索出一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政策建议。实证结果显示,内部市场一体化对区域经济不均衡增长的作用整体存在着非线性影响;而外部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快于内部市场一体化进程,并且不同地区因经济政策的实施力度不同,相继出现了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态势;同时,由于全国市场一体化的演变进程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内、外部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对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即东部和中部地区发挥了替代作用,且东部地区效果更明显;而西部地区发挥了互补作用。

基于钻石模型的商洛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化要素分析

将产业集群理念运用到文化旅游产业上,可以促进区域内各产业紧密联系、相互协作,从而降低成本,产生规模效应,进而形成区域特色旅游产业集群模式,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文章基于钻石模型对商洛旅游展开分析,发现商洛拥有大量的旅游资源和丰富的自然景观,发展旅游集群拥有极大的潜力。但大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宣传不当,且旅游资源分布以“小、散”为主,文创产品相对薄弱,竞争力不强。通过协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品牌建设、旅游空间整合、宣传营销创新、政府政策扶持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和改进方法,以期为商洛旅游业集群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在“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倡议下,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运用竞争力指数(TC)分析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结果表明,从整体农产品贸易角度分析来看,中国农产品整体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仅高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从分类农产品贸易来看,在动物产品和农产品制成品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植物产品和动植物油脂产品方面竞争力弱。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还处于初级阶段,提高双边贸易规模、产出产质是当下重要任务。基于此,中国应培育出绿色优势农产品,突破绿色壁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增加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加强教育培育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能力;加强政策扶持,培育更多专业化、规模化的大型农产品出口企业,发挥市场引领力。

基于灰熵决策模型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南地区为例

根据绿色发展的本质内涵,从绿色资源、绿色效益、绿色消耗、绿色治理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灰熵决策模型对2013—2018年陕南三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陕南三市绿色发展水平在2013—2018年均呈现出先下降后提升的变化,总体均有轻微下降趋势,这表明陕南三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但随着政府的控制与治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发生好转.通过灰熵决策模型衡量评价对象与理想对象的接近程度,避免了多维决策指标赋权的主观性,简化了计算过程,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客观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以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为研究对象,从农产品贸易额和农产品贸易结构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市场不均衡、结构单一;中国农产品经济发展对中亚五国依存度较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农产品品质,形成差异化的农产品;深化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新空间,践行“一带一路”宗旨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