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我社的出版工作比1979年又跨进了一大步。从经营管理角度说,各项指标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全年共出版各类图书(包括教科书、租型书)、期刊1237种,用纸120余万令,发行3亿3千9百余万册,上缴利润328万元(总利润410万元,留成20％)。其中,川版图书512种,比1979年增69.5％,除去82种图片、53种连环画,共出各类书籍377种,平均每天一本多;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来信

《出版工作》编辑组: 看了《出版工作》1980年第四期刊载的刘春亭同志的《谈新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后,我社总编辑召集了有关同志进行座谈。大家认为,刘春亭同志提出的意见,既细致,又中肯,发人深省,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到会同志深受感动。正如刘春亭同志所说,川岛(章矛尘)的《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的确是本好书,但我社在编辑和技术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如封面的色调同内文的格调不相宜,在全张颜色较暗的紫酱色封面和书脊上印黑字书名,给人以沉闷之感。二十一篇文章,从规格上看,有些地方,字体不统一,辞字不统一,

码洋大涨，排名蹿升，四川人民社何以逆势上扬？——专访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

过去的2019年,对于四川人民出版社(下称川人社)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从重磅大作《刘诗白选集》引发关注,到以《中国故事到中国智慧》为代表的一批重点主题出版物问世;从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作品花落该社,到《人,或所有的士兵》斩获一批大奖;从3月该社伦敦编辑部正式挂牌,再到BIBF期间与施普林格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一系列大动作像一串闪亮的珍珠,将四川人民社的2019年点缀得异常夺目。

四川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发展'丛书韩震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8定价:480.00元推荐理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发展'丛书分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当代转换》《近现代中国的价值观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建构》《核心价值观国际比较研究》等五册。

媒体融合下的出版融合与融合出版应用场景研究

通过梳理从2013年至2022年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出台的关于“媒体融合”“出版融合”的各项实施意见以及“十四五”规划,厘清媒体融合、出版融合和融合出版三个概念出现时间的前后、内涵和区别。辨析三者在具体使用场景上的区别,了解各种政策背后的实际含义,便于出版行业在新产业、新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继续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服务。

四川农村读物编辑出版概况

四川省是一个大省,有一亿人口,农村人口占八千五百万。这就给我们出版社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课题,就是如何编辑更多更对路的图书,以满足广大农村读者的需要。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农村各项政策落实得比较快,农村经济的确搞活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活跃与发展,给我们的农村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关于社队企业的书、关于发展社员家庭副业的书、关于文化、文娱活动的书、关于农村经营管理的书。

四川部分出版工作者关于出版工作改革的意见

去年十一月份,四川人民、四川民族和四川少儿等三个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出版工作改革的座谈会。大家结合四川的实际情况,对出版工作的改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四川省出版局的负责同志也听取和参加了这个讨论。现将这次讨论的意见,整理如下: 一、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性质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我们出版工作除了坚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外,它还是传播、积累和发展人类科学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网络书评视角下休闲旅居数字出版物感知价值研究

将微信读书、当当阅读和豆瓣App的休闲旅居电子出版物选取为分析对象,用Fiddle抓取相关电子出版物评论并整理出1500条,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使用ROSTCM6,从词频、语义网络和情感等方面,对休闲旅居电子出版物感知价值情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特征词关系矩阵主要为旅游相关、文化历史、感受体验、文学创作和大自然环境等方面;高频语义网络主要可归为文学、旅游、历史、自然与环境、社会、写作、人物、思考与生活等8类;情感分析的结果中高度消极情绪的条目数相对较少,需要以此为依据分析消极情绪并得出改进方案,积极提高休闲旅居活动体验的整体满意度。

探索地方大众出版社推进出版深度融合的路径

随着出版融合进入深水区,地方大众出版社是该继续推进融合出版还是做好传统图书,是文章切入的第一个问题,并由此通过文献研究法、理论建模法、定性分析法、个案列举法等,层层递进,在提问与解答中展开论述,指出简单的“相融”已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深融”成为出版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核心竞争力。地方大众出版社在厘清融合出版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后,可从垂直深耕学术产品线、科学调研融合产品、整合优化融合要素三方面推进深度融合。

图书出版企业融合发展思考--以新华文轩为例

在"互联网+"对图书出版业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面对传统出版模式的局限和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出版企业要想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加快创新成为必然的选择。文章立足出版业大环境,以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对该公司的出版现状进行了归纳,剖析了存在的问题,运用融合理论探讨了图书出版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研究表明,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只要举措得当,积极创新,融合发展对振兴图书出版是有益的,也是可行的。

从欧美出版之比较看中国出版的发展

前不久,我参加了国家新闻出版署与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个交流项目——出版管理培训,在美期间了解了美国出版业的一些情况;此前,我曾四度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对欧洲国家的出版业有所了解。我惊讶地发现: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出版业却发展迟缓,步履维艰,与此相反,经济实力远逊而地域相对狭小的欧洲国家,如德国、英国、荷兰,其出版业却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极富扩张性。经过分析思考,我发现美国出版业与欧洲出版业的发展道路不同。这就触发了我对中国出版业发展道路的思考。

当代盗火者——浅议中国出版家的历史责任

最近“出版家”的称谓时常见诸报刊了,这表明社会对出版工作的重视和期望。然而,社会的重视和期待是一回事,出版工作者自身的反省则是另一回事。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出版界还没有涌现出大批的邹韬奋和张元济,甚至连“出版家”的称谓也鲜为人知。当然,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可以说这是特定时代的限制使然,但是。

财商类图书出版现状、问题与策略分析

本文从“财商”概念的引入,及其与财商类图书出版的关系入手,对当前财商类图书出版中出现的“四多四少”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财商类图书出版存在财商特色不明显、品牌建设弱、对读者群兼顾不周和出版形式单一等方面的问题。在分析原因后,就未来财商类图书的出版,提出了“特色出版、融合出版、品牌出版和细分出版”的四项建议。

论大学中的出版问题

论大学中的出版问题［美］戈林·戴著岁寒居译在美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出版机构。大学自行出书的形式在美国出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人们或许认为美国大学中的这一普遍现象已得到充分认识，并找到了自身的地位，然而我认为仔细考察，分析一下它在校园学术活动中的...

浅析数字出版技术与编辑出版工作的数字化

新兴科技产品的出现推动了社会发展,数字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出版行业也不例外,数字出版技术和编辑出版工作的数字化应用给出版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实现了编辑出版多元化,同时,数字化节约了更多时间并提升了工作效率,为出版行业高效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持。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评介

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中译本,于199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立即引起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作为外国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一种思考,在当前的“毛泽东热”中,更是引起了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极大兴趣。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书明显地带有西方学者的偏见和印记,尽管有时是无意识的;它所提出的一些观点。

历史的脚印——《四川省志·外事志》读后

古人云：冬日拥炉读书，乃人生一大乐趣。我以为，此话不确，至少得在“书”前加一“好”字。其实，有一好书相伴，又何必冬日?《四川省志·外事志》(以下简称《外事志》)就是新编志书中的一部好书?近日匆匆一阅，受益匪浅。

编辑出版技术手段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不断提升,为了满足人们对知识、文化、书籍等方面的需求,我国要加强编辑出版技术手段,结合现代科技技术,使编辑出版技术手段更加现代化和多元化。目前,数字化的编辑记录方式已经逐渐普及,对编辑出版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就编辑出版技术手段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计算机技术如何为编辑出版工作赋能

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图书市场品种越来越多,出书效率越来越高。生产效率的提高,离不开先进工具的使用。告别一支笔一张纸的时代,计算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编辑出版模式,直接提升了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基于计算机的发展,在讨论"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时,不如回过头来审视,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计算机为编辑出版工作赋能,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

浅析图书出版合同的法律效力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很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机构开始著书立说并寻找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的作品必须先由出版社根据国家出版管理条例审核,图书作为一种特定的产物,要审核其是否具有社会效益和出版价值,是否符合出版要求。如果能够出版、发行,作者和出版社必须在自愿平等条件下协商并达成一致,签订图书出版合同。遵从国家法律制度和出版管理条例,明白法律赋予作者和出版社的权利和义务,理解图书出版合同签订后的法律效力,有利于图书出版行业的稳定和发展,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议的和谐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