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在表达个人体验与命运的时候,总是和国家与民族的重大关切紧密相连。然而,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理解却来源复杂,过程曲折,含义丰富,而且民族与国家的联结也并不是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所表述的那么简单,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更值得仔细剖析。重新清理和研讨这一问题,是对现代中国文学核心主题“再解读”的基础,也是深入挖掘现代文学思想和情感的重要线索。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多层次结合与缠绕为中国现代文学相关主题的表达带来了层峦叠嶂的景象,当然也大大拓展了这一思想情感的表现空间,最终也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郁结、盘桓与顿挫。

李劼人:旧趣味通达新生活——重审关于“中国左拉”的判断

“中国左拉”是郭沫若1937年对李劼人的著名评判,这一评判流行了八十余年,一度成为我们对于李劼人的权威称谓。但是这一评判本身却不无误读,它单方向突出了作家创作的西方渊源,却忽略了李劼人更为深刻的精神特质——在承袭了诸多传统文化元素基础上的创新。严格说来,李劼人是通过对“旧趣味”的提炼实现了对现代新生活的表达,这种因旧而新的文学模式有别于相当多的现代作家,应该成为我们认真总结的现代文学的另类路径。

巴蜀兴鲁学,异彩生光辉——论林如稷先生的文学贡献

“著译文章生异彩,浅草沉钟放光辉:”这是1987年林如稷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艾芜为纪念老友写下的“两句话”。可能,在作家艾芜的心中,他最看重的是林如稷的文学创作、译作以及杂文等其他创作,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鲁迅而显得格外耀眼的“浅草沉钟光辉”几乎遮蔽了林如稷先生个人著译文章之“异彩”。更加遗憾的是,随着文化语境的不断变化,林如稷先生的鲁迅研究却未能长久地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尽管他是受到鲁迅亲自提携的“文学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