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的能动司法

法院作为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服务于国家整体的统治目标,因而司法独立不是绝对的。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宏观语境中,在平衡司法运行内在规律与其所嵌入的政治场景之间,中国司法可能呈现出主动性、依赖性和群众性等特征。主动性是人民法院在既定法秩序内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参与,这是一种政策执行而非政策形成层面的主动;依赖性是人民法院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对外部组织的资源依赖;群众性则是人民法院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对群众路线的转化应用。

“假设性建议”：一种促进青少年犯回归社会的司法改革模式——《试点与改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究方法》书评

日前，利用参加“司法改革方法论研究会”的机会，我阅读了《试点与改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究方法》一书，颇受启发。2004年冬天，维拉所几名研究人员曾到过我所在的四川大学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交流访问，与我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就实证方法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维拉所致力于将实证方法运用于法律改革的研究。我也阅读过维拉所提供的一些研究成果资料。但论及对实证方法全面、深入的介绍，还是以本书更胜一筹。

论暴力私力救济

暴力私力救济具有野蛮性和落后性,是一种带有反社会倾向的行为,常威胁到人类的和平与秩序,危及公民的安全与自由。在政治社会中暴力私力救济的实施,除非获得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否则即为非法。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康德及黑格尔诸人先后对合法暴力私力救济进行过探索,在当今,自卫(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是实施暴力私力救济唯一正当性的事由。为了摆脱当前中国违法暴力私力救济泛滥的局面,应从多方面着手其防御体系的建构。

困境与解锁:大数据证明的运用机理及其路径优化

尽管学界对大数据证明的研究颇多,但远不能满足大数据证明精细化操作的实践需要,深陷数据、算法、程序规制互相交织的泥淖中。实际上,大数据证明是一种在证据推理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的间接证明方式,核心是数据相关转化为逻辑因果。从作用机理上看,大数据证明具有弱关联性、动态性、可验证性等特征,既面临技术运用本身具有或然性的新问题,又遭遇科学证据与司法证明可靠性不易兼容的固有难题。其运用过程注重因果关系转化的预判性和可接受性,更要警惕形式化质证引发的证实性偏差风险。有鉴于此,大数据证明必须结合刑事庭审证据调查方式,抓住相关性证明的要义,从事实认定和量刑证明两方面展开。事实认定层面确立“人机关联”和“案犯同一性”证明的两步法,其中包括直接验证和体系化证明两种路径;量刑层面遵从底线证明方法,更多偏向酌定从宽思路。本质上,大数据证明的技术难题从未真正改变刑事司法与人类社会结构相契合的根本逻辑。

“秘密拘捕”:基于实证的初步探讨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秘密拘捕"的条件限制较现行《刑事诉讼法》更加严格。在实践中,广泛限制通知的行为模式,并未成为侦查人员的普遍做法。然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秘密拘捕"的制度细节和操作机制方面语焉不详,尚有值得推敲之处,由此引发了公众的担忧。基于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相平衡的考虑,此次修订有必要对"秘密拘捕"予以完善。

刑事缺席判决制度引论

参与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础性原则 ,但为迅速终结诉讼、提高诉讼效益 ,各国均规定了缺席审判程序作为参与原则之例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缺席判决程序缺乏明文规定。在诉讼效益价值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 ,一味否定缺判决制度的存在价值是非常不明智的。为此 ,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司法经验和具体国情 ,从协调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的宏观角度出发 ,构建我国的刑事缺席判决制度。

认罪认罚案件的有效辩护:理想模式与实践背离

认罪认罚案件的有效辩护,理想模式是实质化庭前辩护与一致性庭审辩护的有机结合。但辩护实践中,实质化的庭前辩护尚未成为主流的辩护方式,矛盾性的庭审辩护较为常见,这不符合有效辩护理论。原因在于,辩护律师的认识受限或策略考虑、当事人期望值过高以及控方强势这些“人”的因素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发挥作用,而值班律师制度、律师独立辩护权以及适用认罪认罚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保留完整的庭审程序规定,为这些因素的酝酿与发酵提供了制度条件。受此制约,认罪认罚案件辩护方式的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强化院庭长办案的“量、质、责”

当前院庭长办案机制改革推进得如火如荼，并取得一些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或解决院庭长办案能否做到真办案、实质性办案，而非挂名办案；应当明确院庭长办理什么类型的案件；院庭长（带头）办案后，其审判权和管理权的关系如何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