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咏经诗及其繁荣的历史文化背景

本文在全面搜集整理《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及相关的补遗论文中的660馀首咏经诗的基础上,以历代咏经诗及儒家文化为参照,从社会文化渊源、思想内容和艺术审美理想等方面宏观考察了宋人咏经诗,挖掘其中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文人的独特心态以及经学文化之新变。认为宋人咏经诗继承了前代咏经文学及诗体蒙学教材编纂的优良传统,有所创新地走向繁荣,既丰富充实了宋诗的题材内容,反映并推动了经学思想的传播普及,又提高了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从而成为咏经诗发展阶段上的一座高峰。这与宋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理学家先经后史的观念、社会训蒙需求及宋学的繁荣发展等现实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价值体系。

论宋代咏史诗繁荣的政治文化背景

宋帝不仅重视编撰前代史书,以古鉴今,而且以极大的热情阅读经史,赋为咏经咏史之作,且命馆阁大臣唱和,具有重要的政治导向作用。在帝王的爱好提倡和时代学风的影响下,宋人喜史、爱史、写史、咏史的社会风气普遍形成,咏史创作成为才、学、识兼备的诗人的标志。官员文人纷纷创作咏史诗,或发表史见,或嘲古讽今,或抒发情志,或吟史备忘,或练习声律,或逞才斗能,全面促进了咏史诗创作的勃兴。

论宋代咏史诗中所体现的历史风云气

宋帝重视编撰史书,以古鉴今,且以极大的热情阅读经史,并赋为咏史诗,具有重要的文化导向作用,直接促进了咏史诗的繁荣。而宋代政治思想及历史文化的嬗变,亦无不体现在咏史诗的选材及抒发的情志中,使诗中既洋溢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创建功勋的远大抱负,为国捐躯的忠肝义胆,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以及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又有对功成身退的渴望、穷而独善的思考及隐逸先贤的仰慕之情,突出地体现了士人与生俱来的忠君爱国情怀、忧患意识、担当精神及隐逸情结,是政治格局、时代风云及社会现实在咏史诗创作中的投影。

宋代蒙学文化视野下的咏经史诗创作

自唐代李翰《蒙求》、胡曾《咏史诗》等作为诗体训蒙读物而流行于世后,咏经史之作就以其文史兼备、韵律优美、德识并重、便于讽诵的特点颇受学者、蒙师、童蒙的青睐。宋人在继承唐人的基础上,也创作了一系列的咏经史蒙求读物,泽被后世,影响甚巨。

论宋代咏史诗繁荣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帝对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态度促使宋代学术文化空前繁荣,而学术文化的建构也体现在宋人咏史创作的各个方面,其中以理学、佛学、道学的影响较大。在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宋代文人士大夫浸染释、道,并以之贯通其人格及文学创作,将释、道历史人物、思想及体悟方式引进咏史写作中,诠释、体现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而释、道人物也多博通经史,好论古今治乱,不仅创作了不少咏史诗,而且在此启发下将释、道宗教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事件及语录公案等赋为具有咏史性质的诗歌。

论宋代咏史诗繁荣的史官文化背景

宋代史学发达,宋人编撰的史籍为文人提供了优秀的历史教科书,推动着历史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咏史创作的繁荣。而且,它所代表的史官文化心态也渗入到了咏史创作中,使咏史诗在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与史论、史评等史学体裁的融合,并成功地完成了由叙史言志到论史鉴世,从资政劝诫到童蒙教育,从文人雅赏到市井娱乐的功能转换。

“第一义”道路上的日本文学家——论中野重治及其鲁迅观

中野重治是一位在创作与人格上与鲁迅颇为相似的日本文学家,并深受鲁迅影响,一生写下十几篇关于鲁迅的评论。经历"转向"之痛后走在"第一义"道路上的中野重治,将其对日本现实和自我的思考都融入鲁迅论中。他写于战争期间的鲁迅论,表达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和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思考。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中野重治用鲁迅文学中的"人性"来解答"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并对日本的革命传统展开革命性批判。此外,在日本战败后处于盟军占领的历史背景下,他又以鲁迅为思想资源展开对日本天皇制和国民奴隶性的批判,探索了一条民族独立和道德重建的道路。

《大唐西域记》:文化交流与文明探异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重要的中古典籍,其客观文本记载,涉及中国、中亚、南亚、西亚等地,是研究中古期各地区文化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该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参考。其内在人文蕴涵,则是中古期东方各区域文明之间、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之间探异对话的较佳范例,对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也有着有益的启示意义。

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论《晋书》中王戎好财吝啬形象的生成

王戎因魏晋之交客观的政治生态和自身的门阀背景,而选择以好财吝啬的行为自晦求全。对王戎所处的社会历史进行再认识,则能清晰地梳理出王戎好财吝啬的原因、方式选择和自晦过程。因王戎自晦方式的隐秘性、《世说新语》对王戎记载的随意性,以及《晋书》修纂时史料采择的不严谨性,使王戎好财吝啬形象从小说家笔下的文学形象成为了官修正史的历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