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基于广义边疆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特别是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人员、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高频次、大规模地加速流动,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地域边疆与非主权范围的场域边疆面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传统边疆安全治理理念与方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多元、叠合交织的多维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安全治理转型、时代发展需求与理论反思再建构的内在诉求。新形势下,中国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需要立足于广义边疆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时代性和特殊性,基于全球性视野、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考量,转变理念,创新思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价值追求,建构中国视角、中国语境与中国范式的中国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才能有利于为全面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与利益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及影响——以河流水系为中心

19世纪,英国不断派遣测量队、间谍、边疆官员等到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大规模非法测绘活动,其中,河流水系是测绘的重要内容之一。至19世纪末,雅鲁藏布江下游及其主要支流察隅河、丹巴河和西巴霞曲的主次关系、河道流向、河流源头等地理知识得到不断丰富与完善,填补了世界地图中的空白,这一地区河流水系的知识体系基本形成。这一时期英国对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测绘还为其侵略中国西藏领土提供了丰富情报,是英国殖民主义领土扩张的重要手段。

从危机应对到风险治理:中国边疆地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重心在于危机生成后的应急处置。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未知的新型传染病成为未来全人类公共卫生的重要威胁。我国边疆地区一方面承受着更加沉重的境外公共卫生压力,另一方面自身存在特殊性和脆弱性,这些因素导致以危机应对为主导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难以在边疆地区发挥实效。因此,边疆地区需要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重心前移至风险治理阶段,通过完善多层次和差异化的预案体系、建立以风险预警为重点的执行体系、健全人财物支持体系,构建以风险治理为主导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路径探索

西南边疆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维护国家安全、处理好周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背景下的时空压缩、重叠和延伸,增加了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挑战性。当前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存在进出境监测难度大、口岸动植物检验检疫能力不足、生物安全识别体系不健全、相邻国家生物安全识别水平较低和生物安全国际合作不力等困境。西南边疆的生物安全识别需立足时空场域,探索口岸检验检疫场域前置,弥合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短板,构建从“源头”到“口岸”的多级识别体系,增强国际生物安全识别合作力度,着力推进周边生物安全共同体建设。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若干重大问题思考

中国西部边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并为中央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应以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为主线,围绕反分裂、反暴恐、反极端宗教势力的相关问题,以及周边国家关系、可持续发展、民生保障等重大问题,开展多学科、多单位、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研究,逐步形成一批稳藏、安疆、治边、睦邻的智库和高质量成果,为中央相关决策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梁启超身处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关切边疆危机,追求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动力,倡导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印度地缘政治战略及对我国边疆安全的影响

地缘政治理论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主要包括一切与国家领土、边界、合理使用和分配资源等相关的议题。地缘政治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边疆安全息息相关,一国地缘政治战略不仅关系到本国安全,还关系到他国边疆安全。印度地缘政治战略受其客观的地缘环境和地缘政治思想的历史传统的影响,严重威胁我国陆疆安全、海疆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我国要深刻把握印度地缘政治战略的内容和特征,制定相应的中国南亚地缘政治战略,不仅确保我国边疆安全的稳定与发展,而且有利于集大国、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于一体的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

尼共(联合马列)与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合并及其发展走向

2017年12月,由尼共(毛主义中心)与尼共(联合马列)组成的“左翼联盟”成功赢得尼泊尔2015年新宪法实施后的首次大选,在围绕权力分享、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等问题进行反复博弈后,两党于2018年5月宣布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尼泊尔共产党。党内权力斗争、基层和侧翼组织合并艰难、外界对于共产主义政党的固有偏见、国内反对派的掣肘等问题使两派的真正融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尼共作为执政党,其合并对中尼关系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再次分裂的风险和后果也应当有所警惕。

“一带一路”视域下西部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应对

西部边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地缘政治环境、能源资源支撑、经济发展联系与文化融合纽带等基础条件。在深度全球化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推进,一方面给我国西部边疆及其周边国家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西部边疆原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了诸多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这些叠加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领域,呈现出致因复杂性、威胁多向性、跨域流动性、演化嬗变性等特征。新时代,必须树立共享安全理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入探究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略与路径,加强国内外通力合作与协力共治,实现“平安边疆”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性互动,才能有效维护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

“萨德”入韩对东北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美韩借口应对朝鲜核、导威胁,不顾韩国民众的强烈抗议和中俄的坚决反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萨德"系统部署到了韩国土地上。在韩国部署"萨德"是象征性的,其地缘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其目的是促使美韩美日双边军事联盟向多边军事联盟发展,打破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平衡,降低中俄战略威慑力,确保美国主导东北亚局势。然而,美韩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和外交关系,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影响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访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俊清 边疆研究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今年6月,本刊在京召开了"首届管理学家与管理学院建设论坛",引起我国管理界一致好评,为了贯彻论坛精神,本刊从即日起,将分批分期发表各管理学院院长访谈。今天发表的是对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李俊清院长访谈,以飨读者。欢迎你们对本刊访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及时与我刊联系(010)88850629

地缘政治视野下北印度洋沿岸国家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与影响因素探析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际地缘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北印度洋沿岸国家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节点,其现代化进程不仅关系到我国西南、西北的边疆门户及周边区域安全,也影响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进而对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在分析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之上,揭示了北印度洋沿岸国家现代化具有“外源后发”的非自觉性、政府和“超政府力量”主导和与传统社会文化相结合的复杂多元性等基本特征,并深刻阐述了国家地缘政治、区域地缘政治和全球地缘政治因素对北印度洋沿岸国家现代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为更好地破除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缘政治桎梏提供学理支撑,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边疆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新疆乌鲁木齐、和田和喀什等地的调查分析

对乌鲁木齐、和田和喀什等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显示:当前边疆地区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存在民族间学习机制不完善,不利于各民族情感交流;住房市场的"阶层过滤"机制,加剧城市空间分化;"暴恐"案件的容易引起安全忧虑,市民混居意愿不强;东部城市就业政策不到位,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返流"挤压本地就业市场等四个方面的困境,不利于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此,要尽快建立健全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化的机制;建立"28规律"式的"房价-民族互嵌度"逆向调整机制,鼓励各民族"空间互嵌";设立各民族安全互助专项基金,支持各民族"心理互嵌";完善少数民族就业保障机制,促进少数民族融入东部城市。

论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

主权国家及其主权、领土、边界和时空表现是框定其边疆内涵、形态和特征的根本依据。临界性(靠近边界并随边界的变化而变化)、边缘性(不断解构和再造的多维度重叠的边沿或前沿)、交集性(诸多要素、关系和势力在其中相遇、融合、共生)交织在一起,凸显出边疆区别于非边疆的显著标志,对于揭示边疆的本质起着决定性作用。主权国家的边疆在较严格的意义上指靠近边界的边缘性领土;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指复杂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利益、能力所及的边缘性场域。从最一般意义上说,边疆是"我"与"他者"既相互区别、冲突、对抗又相互影响、互动、互构的一种场域、关系或过程。抓住了"交汇处"这一规定性,也就抓住了一般边疆概念的核心意蕴。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应该把这样的边疆作为完整的对象,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中国公众对安乐死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9年民意调查数据

在人口老龄化及老年慢性病加速蔓延的背景下,提高生命末期的生活及死亡质量是急需研究的课题。文章利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综合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以跨学科视野对中国公众对安乐死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公众对安乐死认知度与赞同度均较高,其中公众为自身决定安乐死的赞同度最高,其次是为父辈决定实施安乐死,再次是为子辈决定实施安乐死,为朋友决定实施安乐死的赞同度最低;大多数人将安乐死看作是实现生命权利、提高死亡质量和维护生命尊严的重要内容,癌症晚期患者在患者本人或家属申请下,由医生施行消极安乐死或人道而又柔和的积极安乐死行为更被认可;不同特征的群体对安乐死态度有较大差异,相比女性,男性更赞同安乐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赞同安乐死,与排斥死亡的人相比,接受死亡的人群更赞同安乐死。研究结果可以为中国安乐死概念体系的深入研究、制度建设以及政府、学校等单位开展优死教育,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等提供一定参考。

当代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价值与模式

城市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农村民族工作相对应,是指城市中一切涉及民族事务或民族问题的管理活动。我国民族工作具有行政性特点,城市民族工作也逐渐凸显其社会性。根据城市民族工作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程度的高低进行2×2矩阵分类,将城市民族工作的可能模式分为四类:放任型、管制型、共治型和自治型。"放任型"模式是落后的或衰败的"无为而治"模式,"管制型"模式是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发挥功能最大、效果也最好的城市民族工作模式。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模式已经显露出较多的弊端,不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需要进一步转型。"共治型"模式和"自治型"模式则是我国城市民族工作转型的阶段性目标模式和理想目标模式,是民族工作社会化的必然,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模式。

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阻滞因素与破解思路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维面,关乎国家的稳定团结和长治久安。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需要廓清"治理什么、谁来治理、怎么治理"三个基本问题,以便对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进行准确定位,指导民族事务治理的政策实践。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需要回归现实,围绕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方式,客观判断民族事务治理面临的现实障碍和阻滞因素,以便准确把握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和可行路径。

尼泊尔新内阁的政策走向及中国的策略

2017年6月6日,尼泊尔大会党主席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当选为尼政府新一届总理,当前正值尼泊尔新宪法实施的关键时期,通过举行各层级权力机构选举将国家制度顺利过渡为联邦制,妥善应对马德西人群体政治诉求,并由此实现国内政局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其面临的首要内政问题。外交方面,德乌帕政府需要谨慎地处理与中印这两个邻国间的关系,为其国内政策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