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展示--1933-1948年的《子夜》接受研究

谈及《子夜》的接受，瞿秋白的这句预言广为人们所引征：“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之所以如此，固然与作者的预判变成了现实，以及作者的理论家地位使人们不能无视这一重要的声音有关，但我以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瞿秋白的这句断语，为后来者搭建了一个以文学史为基础接受《子夜》价值的思维起点，一个开放地、多向度地阐释《子夜》意义的话语平台，一个意犹未尽的言说《子夜》余响的广阔空间。特别是当“记录《子夜》的出版”已不证自明，但如何“记录”以及“记录”什么仍然是《子夜》进入审美接受的期待视野时，瞿秋白的论断．就成为人们切入《子夜》的最佳导引。

周起渭的诗歌及诗论

在鼎盛时期的康熙朝,贵州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诗人,如周起渭、张元臣、田榕和潘淳等.其中尤以周起渭和田榕的名声最大,影响最广,地位也显赫.正如雍正及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诗人彭端淑所云:“田君待选来京,余访其寓,语方毕,即索所为诗,慨然出《碧山堂》示余,读之若远山横翠,杳霭有情;又若清水芙蓉,天然去饰.……夫黔山川瑰丽,多异人.曩曾读太史周渔璜集,磊落有奇气,谓可上配古人,而惜其篇什散逸吴越,世或罕有知之者.”康熙中叶,周起渭的诗名在京城大震,就连那个自命不凡的史申义也不得不屈服,故唱出“孰与夜郎争汉大,手携玉尺上京台”的名句.本文专就周起渭的诗歌创作、诗论及其在康熙诗坛上的地位略作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从90年代香港报业看媒体的市场导向

香港报业进入 90年代后的一个显著特征 ,就是“完全市场导向”的经营策略已逐渐成为发展主流。在读者市场读者地位“至高无上” ;新闻来源市场与传媒公众的关系不是一种金钱的关系 ,而是一种社会权益的互动关系 ;投资者市场则注重市场的扩张策略。

道教与超现实主义诗歌

宗教与诗歌历来关系密切 ,道教对超现实主义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受道教作用的超现实主义诗歌 (即具有道教色彩的超现实主义诗歌 )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有着鲜明的特点 ,因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与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信言不美——中西修辞学比较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对中西修辞学做出探讨 ,作者认为尽管中西在语言与文化传统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是双方分享着某些类似性 ,这种类似性即重自然表述 ,而非装饰性或造情式的编码。其差异性是形式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作者指出修辞学的深入研究在于将双方的优势加以借鉴和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