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其理论建设相对薄弱。本文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认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 ,它既包括与民族实体相关的人文现象 ,也包括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现象 ;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研究、部门研究和综合研究三个方面 ;民族历史地理学应视为一门新兴学科 ;在方法论方面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应遵循综合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区域性原则和动态过程性原则 。

抗战初期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的重建与整顿

曾经在土地革命后期被破坏殆尽的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到抗战之初借助新的形势开始重建,并取得较大成就。在重建的过程中,四川地下党组织充分利用新的民众救亡组织形式,旧有失散党员的线索与关系网络,并采取有力的组织手段,一度实现迅猛发展。但在组织急剧膨胀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包括党员严重不纯、组织效率低下、党员作风浮夸、组织凝聚力不强、合格干部严重匮乏等。在随后日益恶化的客观环境的逼迫下,以及上级机关的指导下,四川地下党开始有针对性地自我整顿,初步解决了组织力涣散和干部匮乏的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区的干部培养及其群体发展趋向--以川北区为考察中心

干部匮乏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基层建政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川北区为例,中共川北区委采取上级训练输送与下级自行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在依靠南下干部的同时,着力培养地下党干部、民主人士干部以及乡村干部,使干部匮乏的状况得以迅速缓解,为该区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过程中,川北区干部呈现出地方化的特征,这反映了整个新区地方干部群体的转型与发展趋向。与地方化趋向相伴随的,则是地方干部对于国家政权向心力的强化。

一九二七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兼论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党内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将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尽管此后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战略方针,但这种"城市依赖症"并未得到迅速改观。实际上,土地革命前期,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武装暴动进而夺取区域乃至全国政权的策略,在中共党内仍然占据主流。盲目暴动导致的严重后果,亦使一些党组织开始冷静反思并尝试作出改变。以1927年10月成立的长江局为例,该局曾多次制止了下属省委制订的城市暴动计划,并强调依托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长江局的做法亦在党内引发了争议。然而正是诸如此类的探索,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也说明了中共革命道路形成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论东周时期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东周时期,战争频繁,且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战争方式多种多样,对林木、水源、城池以及人们的居住环境都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些战争对当时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是导致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东周时期各国为了备战,很多防御性的军事设施以及制造兵器储备军粮等,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间接性的破坏,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因为生态环境和战争,都是事关人类存亡的重要问题。所以我们借鉴古代的教训,既要保护生态环境,更要反对战争。

肃南裕固族地区多民族和平杂居与发展态势研究

裕固族是甘肃省境内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不到2万,主要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自治乡。在这里,除了裕固族还居住着藏、蒙古、回、土、保安、东乡和汉等其他民族,这些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分散于全县各个区、乡。裕固族聚居的地区实际上是以裕固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区,各个民族相互交错,互相依存。

明《蜀都赋》考论

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蜀都赋》作者目前有三种说法:范槲明、阙名、范檞。这三种说法值得商榷。明代《蜀都赋》作者应是安徽休宁林塘人范槲。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范槲随其父范涞去四川任参政,临行时,程涓有赠言,范槲感动且盟誓,故后有此作。此赋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有两篇序,一为余寅作,一为程涓作。范槲《蜀都赋》有范槲自作的注,明代江鎏作了详细的注释。

张之洞与盛宣怀铁路筹办策略异同评析

清朝末年,张之洞和盛宣怀在筹建铁路干线方面的策略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在粤汉铁路筹建之初,盛宣怀倡导的"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成为官方主流意见。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深知清廷民心基础已趋坍塌的张之洞则力主"干线商办,安抚民意"之策,甚至在其遗折中叮嘱慎行"借款筑路"之策。由于强行推进"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开埠对近代广西农村地区民生变迁的影响

口岸开放在广西近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在开放口岸强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辐射影响下,广西农村地区民生状况发生巨大改变:农产品生产以外贸为导向,其种植和加工规模日益扩大;进口工业产品在冲击了农村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原料,使农村手工业实现了更新换代和扩大规模;农民离村谋生蔚然成风,他们离村去向主要集中于工厂,当商贩、苦力挑夫和闯"南洋"。由于近代广西口岸开放是在失却外贸主动权、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的局面下进行的,诸多负面因素也向农村地区辐射;但从整体而言,口岸开放对于缓解农村经济压力和推动区域文化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

《夏汉字典》补证之一:字形校证

本文以现存的8种西夏文原始辞书作为基本材料,对李范文先生编著的《夏汉字典》从字形上进行了校证。校证的基本材料是《同音》、《文海宝韵》、《同音文海宝韵合编》、《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同义》、《五音切韵》、《新集碎金置掌文》等西夏人当时编写的字书、韵书。文中分剐列举出116个西夏字的正字、讹体,并分析了其错讹的具体原因。

水洛城事件再探究

庆历三、四年间的水洛城之争闹得沸沸扬扬,在长达半年的争论后,水洛城最终得以兴修完毕。但综观其事态发展,其实只是由于宋朝内部、宋夏关系在此时发生的一些变化,从而导致此次事件被放大。水洛城得以竣工,倒像是对宋朝复杂的文武臣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妥协。

朱熹批判扬雄意图探析

在《楚辞后语》中,朱熹猛烈批判扬雄。班固、韩愈、司马光、晁补之等人都对扬雄评价甚高,扬雄被尊称为"扬子"。朱熹也并非一贯都是批判扬雄。朱熹批判扬雄依据不足。扬雄是朱熹故意树立的一个批判靶子,朱熹借对扬雄的批判,其真实目的有三:其一、批判外戚权臣王莽类似的韩侂胄;其二、批判失节投靠外戚权臣韩侂胄的士大夫。其三、借批扬雄以自明"忠君",非欺君、怨君。

梁廷枏《海国四说》与中国近代法律新词

梁廷枏《海国四说》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士人以"警醒国人"为目的应时之作,文中在介绍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翻译引入了一批法律新词,成为中国近代法律新词的滥觞。

近代法律新词结构的定型化

近代法律新词从产生、发展以至定型,经历了一系列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着重探讨近代法律新词发展的轨迹之一,即词形上由松散到固定的发展历程。

论魏晋南朝地方武职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兼论武职官被轻视的原因

魏晋南朝的武职官 ,官品较高 ,在朝中的班次较前 ,在获得封爵、赠谥以及配享王朝太庙的机会等方面占有优势 ;地方武职官 ,较之民政官 ,品秩更高 ,职权更大 ,发展前途更佳。所以 ,地方武职官的政治地位较高。由于政治地位占优 ,经济地位也较优 ,地方武职官有俸禄、府田、军资等合法收入 ,也有“送故”等惯例性的收入 ,还有经商和非法经营的收入。魏晋南朝人们对于武职官的轻视与鄙薄 ,不关乎武职官的地位 ,而主要关乎人们的观念 ,这些观念与士族的文化条件有关 ,也与此时期的清浊观念有关 ,还与个人的好尚有关。但是 ,实际上 ,士族离不开事功武力。

晚清清流派援越抗法思想动机探析

19世纪80年代,法国开始全面侵略越南,欲以越南为跳板,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对于法国的阴谋,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清流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主张维护"天朝上国"的尊严,履行上国保护下国的责任,反对主和派的妥协退让,要求清政府出兵援越抗法。清流派援越抗法的思想动机是基于保护藩属、巩固边疆之考量,根本不是少数越南学者所说的那样,与法国争夺越南,侵略越南。

参与之道:清末民初舆论规划中的“学生”与“社会”对应关系略论

如何打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摆在近代中国先觉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新国"的前提是"新人",现代国家需要现代公民来构成。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时期的个人觉悟浪潮,再到大革命时代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打造新国家、新国民的进程波澜起伏。从清末到民初,各方舆论围绕着"学生"与"社会"应具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兼顾理想与现实的角色规划和身份建构,其中也包括学生自身对此的看法及其实践,这为我们呈现了那个变化多端的时代与世风之下,世人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想象及其嬗变轨迹。

从“见物不见人”到“见物又见人”——关于深化中共制度史研究的思考

按照研究对象的属性划分,制度史属于政治史范畴。政治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①。因此,作为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史研究应该充分强调并还原“人”的属性,“人”是任何制度史研究都需要首先面对的主体。与制度运作相伴随的则是权力的兴衰流转,权力是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个规律在任何制度史研究中均具有普适性。因此,中共制度史必须要研究人,要通过人的个人经历、社会交往来展现权力、制度与政党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为此,笔者结合中共制度史研究对象的“变”与“常”以及近年来该研究领域存在的“见物不见人”的总体特征,就如何继续深化中共制度史研究提供一得之见。

川陕苏区时期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探析

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川陕苏区建立伊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干部荒。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并汲取社会资源,苏区建政之初采取了从旧人员和乡村边缘人群中吸收乡村干部的权宜之计。迫于生存压力,苏区政权建设呈现了明显的军事化特征,尤其强调对于乡村资源的汲取,特别是在分配土地与财产等方面。因关涉自身利益,这些乡村干部往往表现为消极抵制或者贪污腐化,进而引发清洗与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在实践中发现的贫农积极分子。然而随着苏区生存危机的加剧,往往又会出现新一轮干部清洗。这种频繁的非常态干部流动体现了针对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尽管这种机制的形成与苏区面临的生存压力紧密相连,但极易造成苏区基层干部资源的枯竭,进一步消解了苏区的社会动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