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经济在瓷器纹饰寓意中的民族文化解读

中国造瓷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瓷器种类繁多,其纹饰图案包罗万象,集中荟萃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由采集经济而来的农耕民族固有的特性,是对各种植物的认知、识别和利用。通过剖析农耕文化在瓷器上衍生的与植物相关的文化现象,来解读民族文化内涵,以管窥中国瓷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异彩纷呈;同时,也可俯瞰中华民族丰富的语言文化底蕴、视觉艺术的想象空间和世风民俗所表达的民族文化特征。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 ,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 ,这是困扰 2 0世纪 2 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 ,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 ?如果有 ,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 ;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 ,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欧洲中世纪的教育

传统上对欧洲历史的解释 ,大都视中世纪为一个文化黑暗时期。但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期 ,学校教育在欧洲文化的传承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有深入了解欧洲中世纪文化继承的实际情况 ,才有可能对欧洲历史的演进作出正确的解释。

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方式变革曾引起争议,后之述及此事者一般皆注意考试题目中的"对对子",但当时社会反应却兼及于其中的作文题,后者引起的争议和辩论不少于前者。考生或社会的"抗议"得到学校当局的充分重视,直接影响了当年的新生录取和次年的作文考题。大学考试不再仅仅是选拔合格考生的测验手段,而逐渐变成本身需要检测的公共议题,即一种必须接受社会审查和评判的社会性公众表述。同时,读者向报界的投书及相关辩论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的走向。

岷江上游新出南朝石刻造像及相关问题

岷江上游曾在本世纪 30年代发现过四川地区现存有明确南朝纪年中年代最早的佛教造像。本文介绍了近年在岷江上游新出土的另一尊南朝佛教造像 ,并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了岷江上游与南朝的陆路交通 。

政权与妇女组织配合下的中共根据地反缠足运动(1928-1949)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南京政府禁止缠足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所控区域积极地开展反缠足运动。与南京国民政府主要靠各级政府推行的反缠足运动不同,共产党的反缠足运动主要是由根据地政权和妇女组织推动。当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两者的关系并不相同,所起作用也有差异。苏维埃时期,妇女组织本身即是苏维埃政权的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主要是妇女组织配合政府;而华北各根据地则是政府配合妇女组织。

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 ,2 0世纪 2 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 ,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 ,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 ,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 ,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 ,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 ,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 ,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 ;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 ,“国学”一名终于不立 。

从大历史看国民党文化选择与转变的成败

任何政党在领导政治革命和创建政权过程中,都必须做出明确的文化选择,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建筑在相应的文化"地基"之上。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及其间组建过的中华革命党,以下提及国民党均指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广义的国民党),以彻底改造中国封建政权、建立现代性的中华民国为目标,自然也必须选择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一切政纲、政策和方针的基础。面对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极为复杂的政治革命任务,国民党在革命不断遭遇严重阻碍时,曾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反复调整,试图按选定的文化基础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争取斗争目标的实现,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中国民间信仰里几种伐树的禁忌

中国民间信仰里的某些文化观念,虽有着神秘主义的成分,但在作用于民众心理和行动方面,又有保护山林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一面。如中国民间信仰里伐树的禁忌,是一些自古以来即存在于社会中的信仰风俗,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变迁之后,直到近代仍然在心理和行为方面作用于民众。

全球化1.0时期英国的全球治理

19世纪中叶,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海上霸权国家,英国开始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本位制等一系列有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措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整合水平。在全球化1.0时期,英国实际上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它维护海上秩序,废除种种阻碍航海和通商贸易自由的法规,并且在全球铺设海底电缆,绘制世界航海地图等等。后来,由于英国不能正确发挥世界领导作用,无法处理好全球化到一定阶段带来的国家间实力的新变化和矛盾冲突,终于酿成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

人类食物结构演变初论

人类食物由两大类组成,即植物和动物。原始人类的食物来自渔猎和采集。距今一万年前后,慢慢萌发了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由于大自然的原因,宜驯化宜农的野生植物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是不同的;易驯易畜的野生动物和鸟类的分布也是不同的,因此,作物品种与饲养畜禽在各地区也不一样。这就使人类的食物结构有了差别甚至是较大的差别。地理大发现引发了全球大交流包括农业文明的交流。美洲的农作物传入旧大陆,旧大陆的农作物、家畜家禽也传入美洲,新旧大陆的作物畜禽后来也传入新发现的大洋洲。于是,人类的食物结构差别开始慢慢缩小,以后越来越小并渐渐趋于一致。其演变过程基本呈现一个马鞍形。

古代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丝织业故乡,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则是传说中蚕桑丝绸业的发明者嫘祖的故里．东亚大陆上古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

藏族断代史的新探索--《民国藏事通鉴》评介

郭卿友教授等编著的《民国藏事通鉴》（简称《通鉴》）一书，于2008年10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编撰体例、资料整理及理论分析等方面，都作了可贵的努力，既是民国时期藏族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也是对如何撰写这一段历史的一种新探索。

清代华瓷在欧洲市场的变故和国内的伪制之风

18世纪中期以后,通过西欧各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运销欧洲的华瓷在欧洲市场逐渐遭到了本地瓷器的排斥,加之购置成本的提高,至80年代出现了华瓷贩销的严重亏损,华瓷运销遂大幅削减,国内造瓷业迅速萎缩。道光以后,为满足欧人对古旧瓷器的追逐,国内瓷器的伪制愈演愈烈,中国造瓷业就在这种不良的世风中衰落。

着力深化改革 纪实社会发展——《犍为县志》（1986—2000）读后感

正当全省各地认真贯彻《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加强领导，深化改革，开展续修新地方志工作之际，我高兴地读到了《犍为县志》(1986—20010)(四川科技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04犍志》)。此书上接1991年8月出版的《犍为县志》(1991—1985。以下简称《91犍志》)，着力深化改革，经过10年左右的资料积累和修志研究，集中三年时间“六改其纲，五易其稿”修撰而成。

马在美洲的传播初探

自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后,新旧大陆之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交流时代,为了满足殖民者作战和饮食的需要,欧洲的家畜、家禽等被陆续传到美洲,并繁衍生息,美洲土著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其中马的传播意义尤为重要,而中国学界对此还很缺乏研究。大量西语原文文献记载了马是如何传到美洲、何人传入、传播路线及其在美洲的发展过程等。

“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

清代四川地区移民文献多把会馆崇祀对象视作移民乡土认同的象征。透过这一集体性心理表象,可以发现移民的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移居地"五方杂处"的格局明确化的,以原籍为标志的族群身份与对新家乡的认同并不截然对立,而是纠缠在一起。"乡神"一方面被视作移民原乡认同的象征,另一方面又常被赋予超地域性内涵,从而容纳了新认同。这些情况表明,"乡神"崇拜作为移民地域认同的象征既是被"建构"的,又可以被一套新的叙述所"解构"与"重构"。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

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了消极被动的角色。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北洋政府外交家均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衷,但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也是一个有中心主旨并自具体相的运动。一个同质性的五四形象,既是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时人和后人的构建。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观察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探索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并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等面相,进而从后五四时代的认知去检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可以看出五四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

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

北洋时期中国校园孕育出特色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生运动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亚文化的多元决定了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在师生关系上,教师并不一定处于主导位置;在政党与学运的关系上,学生也并不总是受动的一方。国共两党均重视学运。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如何定性由具有双重身份且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党人开展的学生工作,还可商榷。学生运动有先天缺陷,政党对学生的"运动"也与时转移。但认真剖判各界认知,可知时人对学运主流仍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