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

人类历史就其本质而论是变化、发展和进步。反映了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历史进步观因而构成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基础。本文探讨历史进步观刚出现时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清前期四川粮食产量及外运量的估计问题

清前期四川曾有大量粮食运销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外研究者对四川粮食产量及外运量则有不同的估计。本文评述了美国学者珀金斯(DwightHPrekins)关于四川粮食单产量估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采用珀金斯的估计来计算四川粮食产量的局限,重新估计了清前期四川粮食总产量、本省消费量及可供外运的余粮数量。

从异端走入正统的“子不语”：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

本文只是一篇读史札记,无意详论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各种历史转折,仅侧重于其中一个带倾向性的侧面,即传统文化中属于'子不语'的怪力乱神怎样以一种诡论性的(paradoxical)方式从异端走入正统.所谓'表现'者,即所涉及的历史转折可以是,但不一定是义和团事件所'引起'或'造成'的,而是前有渊源,很大程度上恐怕是通过这一事件凸显或明朗化而已.可以说,这一异端正统化的转变上承太平天国运动,下及新文化运动,其影响之余波至今犹存①.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

近代中国新旧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其实相当宽广,在新旧阵营里通常也还有进一步的新旧之分,对许多人来说亦新亦旧恐怕正是常态。但“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各自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则成为既存近代史研究中的失语者,包括医生群体、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废科举后逐渐被排除出乡村教育领域的塾师群体,以及民初的“前清遗老”和四川的“五老七贤”及其追随者等,他们似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的一面。弥补我们近代史画面上失语的部分,或者不失为今后史家的努力方向。

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

北宋中期， 儒学复兴思潮掀起高潮， 政治革新运动也一浪高似一浪。新儒们在实践“王道”政治理想的同时， 对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却发生了严重分歧， 以致政治上的“党争”不断， 儒学复兴运动也随之不断深入和演化。

论火药和指南针在下西洋中的应用

火药和指南针发明后，国人既用于爆竹神鬼，堪舆风水，也用于兵器战争，航海指向。在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火器已是远洋海船的主要武器装备之一，指南针也是最主要的导航指向仪器。那种认为在中国古代火药长期主要只用于烟花爆竹，指南针到下西洋时仍只是辅助导航仪器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民族学院联合主办，中共西宁市委、市政府协办的“中国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8月10日至14日在西宁市召开。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和解放军军事院校的79位学者出席大会。54篇学术论文通过评审入选大会讨论。在大会开幕式上，青海省委副书记姚湘成、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讲了话，青海省副省长棉东生、西宁市委书记郭汝琢介绍了青海省、西宁市社会经济情况和青海省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思路。

从平等与效率的完美统一到“效率优先、兼顾平等”

在中国近代,追求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的工业乌托邦逐步形成,取代了古代的农业理想国。这种新乌托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才逐步把平等与效率的统一由空想化为了具有实践价值的思想。

隐喻与权力:藏地古代的谜歌——德乌(LDEVU)

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前,吐蕃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早期王政时代。这个时代共包括了长达31代赞普的王系传承。有关这些赞普的世系传承情况及其简略事迹,无论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敦煌古藏文写卷还是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藏文史籍中均有大体一致的记载。不过,有关吐蕃早期王政时代的政治与宗教特点。

从《佛国记》的断句和航海病辨法显“航渡美洲”

法显《佛国记》中的一句应断成"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而非"如是九十日许……"。慧皎《高僧传·法显传》说的"十余日"可为旁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驾木帆船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的。还有,如果航期长达九十来天,在当时船员势必患航海病—坏血病并死人。但法显一行健康无恙,这也可佐证他们没航行这么久没去美洲。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动物学知识的长进

动物学是一门实践性地理性很强的学科.它不同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理论学科,它们在任何地区、国度都能研究,都能逐步从低到高、从表到里、从简单到复杂,而动物学则不一样,如果人们所在的地区、国度没有某种动物,就不可能对它进行最初步的观察、描述,也就无从研究它的形态、分类、生理、生态、行为、分布等等.而没有上述最基本的知识和研究,便更无法研究它的发生、遗传、进化、与人类的关系等深层次的东西.

对《杜牧年谱商榷》一文的评介

胡可先同志之文，功力颇深。文中对于拙著《杜牧年谱》提出九项商榷意见，其中有几个项目考证精细，足以补正拙著疏误之处，使我受到裨益。如谓《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之“李中丞”应是李道枢而非李款（拙著曾据冯集梧《樊川诗集注》认为是李款）；《上李中丞书》之“李中丞”应是李让夷而非李回；

走进郭沫若创建郭沫若学

《郭沫若学刊》一贯以创建郭沫若学为宗旨，全国的学术界同道长期不懈地为此努力，作出了颇为可喜的成就。在新世纪的开端思考怎样继往开来，建设郭沫若学，我认为，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走进郭沫若。

试论蒙文通的理学思想——《〈蒙文通文集〉理学部分质疑》驳议

近读《中国文化》第十六、十七期合刊所载“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执礼《<蒙文通文集>理学部分质疑》(以下称《质疑》)一文，不禁令人惶惑。在学术界享誉声望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的理学功底竟然那样“浅陋”，犯下了如《质疑》所听说的一系列“错误”，何其与蒙先生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学”相径庭若是?细检蒙先生书校读，实见《质疑》于蒙先生的理学思想实多未能了了，

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

1921年6月30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北京各界给他送行的大会上谈到他对中国两种人,即学生和青年及教员和成人知识阶级两方面的印象时说:“青年方面呢,都渴望新思想,对于学理只是虚心的公开的去研究,毫无守旧的态度……就是年长的人,也很肯容纳新的思想,与青年有一样的态度。”杜威虽然说这是“新时代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并不只是西方的精神。”但他同时指出:“

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

语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还是构成民族或“国粹”的要素 ?它是否应为中国在近代中外国家竞争中的表现不佳承担责任 ?它能否影响晚清朝野试图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一共同的目标 ?如果能够 ,怎样影响 ?这些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 ,曾出现了改革中文甚至废中文而用万国新语的主张 ,并引起激烈的观念竞争。当时的国粹派和欧化派(皆取其大意 )对此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 ,而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 ,后者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拼音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