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童山诗音说》整理前言

音韵类《诗经》学文献是指专门研究《诗经》中文字音韵的《诗经》学文献。众所周知,《诗经》是讲究韵律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经》之语音亦发生了演变,用今音读古诗常有不能合韵协音者。于是,从音韵的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便应运而生。《经典释文·序录》曾记载说:“为《诗》音者九人:郑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肃、江惇、干宝、李轨。”①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的隋唐以前从事《诗经》音创作的还有徐爰、刘芳、沈重等人。

阆中仙苑 志书之珍--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藏《阆中县志》手稿价值初探

民国38年所撰《阆中县志》是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历史的珍贵文献,目前仅以稿本形式保存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该方志填补了现在文献著录的缺失,包括补充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撰新方志所缺的民国16年至37年的相关历史资料,成为研究阆中历史的重要文献。

一簑烟雨任平生——《四川省委党校图书馆藏线装书图录》序

《四川省委党校图书馆藏线装书图录》是在文化强国背景下推出的目录著作。其所收线装古籍,多为珍本、善本,既摸清了家底,又方便了读者,从而为加强文化自信,推进四川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元代蜀人别集两种整理前言

一、蒲道源《闲居丛稿》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县)人,徙居兴元(今陕西汉中市)。少岐嶷不群,嗜读书,目过成诵。少长,即晓群经大义,善属对吟诗。未冠,文声大振,教授乡里30余年,省府台宪屡荐诸朝。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征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寻升应奉,进国子博士。期岁辞归。又十年,擢提举陕西儒学,不就。复以经史授徒,前后50年,弟子几千人。

同异相济:杨慎对朱熹的评议

在朱子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杨慎仍然坚持真理,一方面对朱子的文章、卓识表示肯定,甚至推崇,同时又指出他从性格到人品、学问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用考订的方法,给予了客观认真对待和求实创新的讨论,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儒者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徐炯的保守与固守--以谢无量《徐子休先生家传》为中心

四川华阳(今成都市)人徐炯,“早年有令誉,晚岁则反之”。在进入民国以后,徐炯“思想日益倒退,成了四川顽固守旧的堡垒”(唐振常语)。徐炯的守旧与顽固、保守与固守,体现在思想与行为两个层面,并且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政策、学会、学校、学科、修身等)。究其原因,是徐炯在古今、中西、新旧观上出现了问题,即“知古不知今”“知中不知西”“知旧不知新”,不能“会通”(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新旧之学,而“建设”(建设新文化)更无从谈起。

《文化与人生》文章的“出处”——《贺麟年谱新编》订补之一

一、引子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翻译家、教育家,“新心学”的创建者,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贺麟是笔者所喜爱的中国哲人之一,也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学习、研究的对象之一。为此,曾经发表过若干篇专论贺麟的论文,也出版过一本研究贺麟文化思想的小书②。

清代巴蜀《易》学文献举隅(一)

刘咸炘《蜀学论》尝言:“学在六艺,经首三圣,《大易》之传,蜀为特盛。”巴蜀《易》学源远流长,自汉迄清,名家辈出,如刘咸炘所举商瞿、赵宾、严遵、任安、景鸾、卫元嵩、李鼎祚、谯定、冯时行、张行成、房审权、来知德等,皆《易》学史上之名流。除此之外,尚有晋之王长文,宋之龙昌期、苏轼、张浚、张栻、李心传、魏了翁,元之黄泽、王申子、赵采,明之杨慎、熊过,清之李调元、刘沅、何志高、杨国桢、姜国伊、冯世瀛、艾庭晰、萧德骅等等,故宋程颐有“易学在蜀”之誉,刘咸炘也比之“诗之有唐”。本文即以清代巴蜀《易》学文献为主,略举几种,以见其《易》学成就之一斑。

巴蜀小学发展述略

巴蜀小学的发展历史,与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学术的发展,总体上是围绕解经展开的。汉代是巴蜀学术融于官学的重要阶段,也是巴蜀小学的形成时期。唐宋时期,是巴蜀文化的高峰,虽因科举取士重在明经与诗赋,导致“尔雅束高阁”,但巴蜀地区仍然出现了一批影响很大的小学著作。如李商隐到蜀地为官,作《蜀尔雅》;宋勾中正领衔作《雍熙广韵》,协助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杨朴作《礼部韵括遗》;李从周作《字通》;许奕作《九经直音》;李焘作《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这可看做巴蜀小学的发展期。元明之际,巴蜀地区长期战乱,学术不振,但仍有小学著述问世,如元陈元吉作《韵海》,牟应龙作《五经音考》,明杨慎古音系列、六书系列等。这一时期可看作巴蜀小学式微期。入清以后,巴蜀小学迎来高峰期,大家云集,著作蜂出。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存佚小学著述,有近100多种,其数量之大,超过以往所有朝代之总和。

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

本文探讨了历史上四川 (含重庆 )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 ,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

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

四川蚕桑事业在中国经济史上曾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民国以来趋于衰落。本文从多学科角度全面审视了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过程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根本原因 :明清赋税内容的改变及江南丝织业的兴起 ,使四川蚕桑事业由宋以前的自蚕自织转变为以生丝产销为主 ,过分依赖外部市场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 ,四川生丝出口受严重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

儒家经典与“第二个结合”

儒家经典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儒家经典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粹的内容,成为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在长期的教育和教化活动中,经典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许多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实践价值。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全编辑——古籍编辑理念新探讨

当今的古籍编辑活动已发生根本性变革,古籍编辑不再是单一部门的职能,而是与整个古籍编辑机构上下游相关的工作。变化要求古籍编辑探求新理念——全编辑理念。古籍全编辑理念的思维有几个要点:编辑战略的灵活性、创造性的读者和社会导向思维、古籍出版资源的开发与占有及竞争编辑思维,但建立全编辑理念的古籍编辑机构只有关注读者才能更好地辨别新的机会和建立具有长远意义的出版战略方案。

明清时期“阙里志”历次纂修研究

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八部以“阙里”为名的孔氏家志刊布问世。除《阙里文献考》仿典志体外,七部志书体例历经“纲目体—平目体—平纲并用体—纲目体”的发展演变,并引入“志体”体例,至康熙年间得以成熟。内容上,诸志嬗递相因,在沿用基本纂修框架的基础上各有创新。志书的编纂顺应了明清两朝奖崇师儒的文化政策,体现着孔氏编纂家史以尊宗敬祖的思想要旨。在编纂过程中,孔氏家族确立了孔氏血胤与儒家学统的正当性,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作为孔氏续承千年的文本呈现,孔氏家志成为明清圣贤家族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明晰明清孔氏家志的成书经过、体例、版本、断限、门类设置与内容异同等诸问题,是有效利用这套文献的前提,亦有助于推进与深化孔府研究。

从“世家”到“故家”:宋人家族文化认同的概念史考察

“故家”首见于《孟子·公孙丑》,指殷商旧臣,因其与“独夫纣”相联系,具有负面语用色彩,宋以前罕见称引。入宋以后,士人因描述落寞“世家”的需要,偶见使用“故家”,但仅取其故旧之义。随孟子升格运动持续深入,《孟子》文本日益受到重视,苏轼发掘出“故家”背后“流风善政”的文化内涵。同时,宋代家族的核心竞争力从门第为代表的“权势”向以科举为代表的“文化”转移,“故家”迎合了宋代家族以文化维系“家声”的需求而备受青睐。在上述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故家”的指称不断泛化,文化内涵不断得到挖掘,最终成为寄托宋人理想的家族“典刑”。

南宋钱币文字与刻本文字对比研究

与之前的朝代采用篆书、隶书或者多体铸钱不同,南宋时期的钱币文字大多采用真书(即楷书),钱币文字进入了真书时代。与此同时,南宋时期钱币文字与刻本文字书法风格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在相似性中又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性。具体来说,浙本系统广泛刊刻流传的区域,其钱币文字与浙本系统文字书法风格相对一致;在蜀本系统流行的巴蜀地区,其钱币文字与蜀本系统表现出相对一致性。这深层次里反映的是随着雕版印刷和书籍流传,刻本文字字体具有了通行字体的性质,深刻地影响到了钱币文字的字体风格。另一方面,从钱币铸造技术的角度来看,南宋时期钱币的铸造技术与书籍雕版技术之间有紧密的联系,钱币文字也直接采用了类似于刻本的字体。从钱币文字发展史来看,南宋时期钱币文字受到刻本文字影响,采用了雕版体真书入钱文,开启了钱币文字的新时代。

论杨慎对道教的智识化审视与体认

杨慎对道教秉持“不以怪力乱神”的儒家知识精英的一贯立场,即汲取道、佛中宇宙论、天道自然论及心性论等论述,忽略甚至贬斥教义、仪式以及超自然现象等相关内容。而杨慎对道教著述进行了一定诠释,试图将他认为渺远虚妄的神仙之学导向性命之学。本文即对杨慎审视道教的智识化态度及其后期的具身体认进行分析与论述。

清代川籍农学家张宗法著《三农纪》述要

一、其人其书清张宗法著《三农纪》,初刊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青藜阁、文发堂等刊本作24卷,桂林堂、宏道堂等版本则合作10卷。该书全称题做《全致富奇书三农纪合纂》,桂林堂本署款“陶朱公先生手著,张宗法师鉴定”,青藜阁、宏道堂本则署“陶朱公先生评定”,无疑是书商假托“商圣”陶朱公范蠡著评以抬高其身价。

略论《东都事略》的撰著与整理价值

王称因撰著《东都事略》而知名,但因王称事迹不显,加之《东都事略》传本错误较多,因此学界对该书重视不够,实为憾事。本文借撰著《东都事略笺证》之机,拟对《事略》的撰著及版本流传等问题,略作梳理,以期抛砖引玉。一、《东都事略》的撰著过程《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四一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二十六日载:“新知龙州王称所进《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计四十册,目录一册,付国史院。”

王柏改定《大学》驳议

宋儒王柏是学术史上一个颇受争议的代表人物,争议的焦点就在于王柏"奋笔而改经",其主要表现就是对《诗经》、《尚书》进行了大量的移易改动。清儒毛奇龄在《大学证文》中还认为王柏曾经改定过《大学》,列"王氏鲁斋改本"于"朱氏元晦改本"之后。王柏究竟有否改定过《大学》?文章认为,王柏改定《大学》的观点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