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吸收中的他国化创新与叛逆——《五卷书》的异域流传与变异

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它出色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及印度教、佛教为载体,《五卷书》辗转流传到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译本数量仅次于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在东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中,《五卷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由于社会风情、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翻译者风格等差异,以及时代跨度、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等因素,《五卷书》在各国形成了"创造性叛逆"的变异,甚至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方式上的改变,即发生文学他国化变化。变异现象发生于文明交流活动的始终,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对异质文明的比较推进到异质文明的交汇上来,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探索其中的本质规律。

作为对话的主体性

个体主体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发生在两个层面:叙事和对话。一方面我们把个体主体看作是一个以矛盾与否定、对话性与他异性、反身性、叙事性和同一性构建为特征的对话实例。在对话过程中,个体主体逐渐获得社会、文化和语言的身份。利用好矛盾性、叙事性、反身性、时机等主体性特征,有助于实现主体的身份建构。另一方面个体主体可以被看作是在与他人(社会环境)对话中所发生的叙事过程,这一叙事过程不仅是一场对话或讨论,也是一场权力斗争。总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当下时代语境中,生产一种不易被后现代批评所解构的、辩证又灵活的主体概念,即作为对话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