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深化与北约关系:动因与影响

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和亚太地区秩序的深刻演变,澳大利亚与北约的合作不断拓展深化,双方互动逐渐机制化和常态化,在政治、军事、非传统安全、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澳大利亚深化与北约关系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驱动,对全球安全格局、亚太安全秩序及中澳关系改善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澳大利亚与北约的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但囿于战略重心和核心利益的差异,双方关系发展也面临深层的制约。

本体论碰撞下羌族人与树的多重关系

在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泛灵论”与“自然主义”被视为两种相反的本体论,前者代表着社会与自然的合一,后者则反映出两者的割裂,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现代性本体论。近半个世纪以来,川西北羌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关树的多种知识在地方空间叠加、交织和共存,形成了人与树的多重关系,较为明显地呈现了两种本体论的碰撞。通过辨别和取舍具有不同本体论逻辑的有关树的观念与实践,可以看到当地人在不同情境中形成了对待树与森林的不同态度,最终韧性保持了由人物关系形成的归属感,同时也包容了外来的观念与实践,实现了经济转型。传统与现代资源管理模式在地方共同发挥着作用,并达到某种平衡。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只有认清两种本体论知识并将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投资视域下单边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当前单边制裁在国际投资领域被越来越频繁使用,其合法性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国际投资协定在投资准入阶段适用的范围有限,难以对东道国实施的正式制裁进行有效规制。对外国投资活动和投资存在采取单边制裁可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禁止征收、资金自由转移等投资保护的实体性规定。从资本输入国角度而言,投资审查机制可能被用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变相”单边制裁的工具,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也可能为排除单边制裁的不法性提供抗辩依据。因此,由于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判例的相对缺乏,对国际投资领域单边制裁合法性的认定需结合国际投资协定相关条款进行具体分析。我国应加快构建和完善国际投资领域的安全审查和反制裁立法,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

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结构、单元与议题三个层次,尝试结合“战略三角”理论、人格结构理论与三方四角博弈理论对中国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予以逻辑呈现,运用形式理性的演绎,归纳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角色与运作机理,可以发现:在美国与海峡两岸的“战略三角”中,美方总处于“枢纽”地位,其涉台政策偏好在于两岸“和平分离”;就突破现状而言,美方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从结构、单元与议题层次探讨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有助于涉台研究视野从三角思维转向大两岸思维、从期待思维转向实力思维、从孤岛思维转向全局思维,以此把握两岸关系的进程。

数智时代的人文危机与“新人文”建设

主持人语:有专家预言,在2030年左右,机器智能将与人类智能相当,“奇点”即将到来。如此便意味着,人类即将迈入事实上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机器作为将思维、感知和行动一体内嵌与循环的模型,不仅拥有“类人的大脑”,能够“独立思考”,甚至进一步“发育”拥有了“类人智慧”乃至“超人智慧”,构成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面对自有人类以来世界未曾有之的数智时代大变局,人类及其文明将向何处去?进而言之,“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世界将何去何从?

分离主义运动中的国际干预——以印尼西巴布亚分离主义运动为例

在分离主义冲突中母国与分离主义势力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作为区别于母国和分离族群的外部国家行为体,第三方国家的干预对分离主义运动的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学者们往往围绕单一驱动因素对第三方国家的干预进行解释,组态视角与多变量、复杂因果的思维方式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基于印尼西巴布亚的案例,以情感性驱动力和工具性驱动力为理论框架对第三方国家干预的动因进行质性比较分析(QCA),以把握多重驱动因素共存时相互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指出,情感性和工具性驱动力共同作用于第三方国家的立场选择。族群纽带是第三方国家支持西巴布亚分离主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和最重要的情感性驱动因素,但是工具性驱动力对于国家立场选择的影响具有优先性。无论是否受到情感性驱动力的影响,第三方国家由于受到维护地缘安全稳定、保护自身免受分离主义威胁等现实需求的驱动而倾向于支持印尼政府,而人权以及经贸因素并不是国家立场选择的重要考量。

辨析国际关系语境下稳定与平衡的差异及战略应用——以美日韩三角同盟为例

上世界80年代邓小平同志关于稳定的重要性曾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中国的问题 ,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1]。稳定的国内状态和外部环境对于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道德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稳定的国际社会更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体系、体系与体系间的长治久安提供着极其有力的保障。自2019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全球范围掀起“不确定政治”风暴,破坏了经济军事外交多个领域的原有稳定,伴随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学界有关稳定一词的出现频率大大增加。为了更加精准的阐释稳定一词,本文特以对马海峡的美日韩三角同盟为例,辨析“稳定”与易与稳定混淆的“平衡”一词间的联系与差异,为国际关系语境下准确的描述提供建议。

共同富裕视角下社会工作助力第三次分配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作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和目标,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共同富裕的内涵是全体人民综合生活水平提高,是全域全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综合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的调节作用。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在其中大有作为。历史同源性、价值契合性、信念相通性和功能匹配性成为社会工作助力第三次分配的内在逻辑。基于此,社会工作可通过帮助个体改变困境、赋能社区建设治理、弘扬社会集体文化、发挥专业角色功能等途径助力第三次分配,促进发展成果高质量、高效率的共建共享。

“工具-过程-主体”视角下中国湿地保护法律政策文本分析与评价

法律政策文本是国家治理目标、价值、内容和影响的集中体现,其中,工具-过程-主体是三个重要的变量。湿地在中国具有独特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地位,现有研究尚未对湿地法律政策文本和工具做出全面、立体和深入的研究。因此,该研究借助法律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和Nvivo12研究工具,构建“工具-过程-主体”三维框架模型,对国家层面颁布施行的100个湿地保护法律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湿地法律政策经历了启蒙、发展可持续、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全面展开四个变迁阶段。根据三维框架和历时性分析得出,中国湿地法律政策呈现的稳定的知识结构在于:工具选择与多元共治模式均表现出依赖政府主导的特征,整体呈现出对更深层次的矛盾关注不足、湿地系统治理监管的全局性不够等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湿地保护实践和制度嵌入理论,提出了湿地保护工具策略组合和治理结构改善建议:①遵循湿地法律政策演变规律,通过推进自然资源确权、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细化绿色金融工具制度设计,进一步优化湿地绿色发展市场机制;②均衡湿地工具使用,在坚持命令控制型工具主导的前提下,注重新型经济激励工具和社区共建型公众参与工具的运用,迈向多方参与的湿地治理;③注重源头、过程控制,通过转变治理理念,树立湿地风险动态分期应对思想,加强全过程风险控制制度衔接,构建湿地环境分期、分级系统监管模式。

管理层薪酬差距对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影响

企业为了保持在市场上长期稳定和市场竞争力,创新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优化企业薪酬结构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并进一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选取中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中医药制造企业的数据,采用多种回归模型对管理层内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医药制造企业,管理层内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对于模型的选取,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数据的右偏特性使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使用Tobit模型更为妥当;对于管理层外部薪酬差距,双重差分模型和Logit模型结合使用更为适合,Logit模型可以从整体上分析,而双重差分模型可以将政策影响纳入其中。医药制造企业可以适当提高关键管理层的薪酬水平,拉大管理层内外薪酬差距,激发管理者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与效率。

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公共管理案例库建设与创新应用研究

公共管理类专业现有案例教学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宏观化、碎片化和西方化,教学方式主观性、随意性、孤立性等问题。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公共管理案例库的建设与应用是公共管理专业完善课程内容、优化培养体系、促进产教融合、实现协同育人的重要途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公共管理案例库建设遵循正确的思想指导、科学的整体规划、开放共享的建设方式等原则,在对现有案例资源进行全面梳理与规范筛查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专业教师科研项目和社会服务的优秀成果,充分挖掘政府机构、产业组织基层一线的数据资源,紧密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实际,采用综合化的应用平台和开放共享的运行方式。通过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课堂教学、人才培养、公共治理、社会发展等多目标的融汇贯通与多渠道的创新运用。

人类世人类学的可持续性

早期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都被默认为我们现在所称的可持续性社会,因为它们被认为能够无限地复制自己,并且只会逐渐地,几乎难以被察觉地发生改变。变化也被认为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如殖民主义。这与当代人类学实践和理论的对比显著:人类世人类学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事实,认为社会是相互联系的,文化是无界的,对可持续性的威胁主要是从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的角度来概念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于1987年被提出,之后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得到了详细阐述,其与当代人类学的全球视野一致,但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并将文化多样性纳入其中。对于这一论述及其相关实践,人类学正在做出重大贡献,它从一个世纪前取得的方法论进步中获益,将民族志置于全球人类世的背景中,用学科工具来批判轻率的普遍主义,与地方世界进行对话并呈现了许多替代性选择。虽然为研究表面不变的乡村社会而设计的方法论对研究全球危机仍具意义,但新人类学必然是跨学科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兼谈东欧苏联化的背景、过程和领域

苏联化是1945年后苏联对东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欧的苏联化涉及调节国家间关系,划定这些国家的边界,通过驱逐和人口转移来确定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参与制定这些国家的宪法,并决定这些国家的政府组成。苏联化旨在通过改变当地社会的许多方面和重建文化生活,使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东欧国家个人生活的指导思想。苏联化导致两个后果:其一,苏联化使苏联得以与东欧国家组成东方集团,并通过经互会和华约长期控制东欧国家,使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成为冷战的一方,并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其二,苏联化在诸多方面与东欧国家的历史和政治与经济传统不适应,导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欧国家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符合本民族特性和利益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导致1989—1991年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彻底抛弃苏联模式,重拾两次世界大战间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

国内边疆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与趋势展望

以Cite Space软件为研究工具,对2001—2022年国内发表的边疆治理主题的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研究结果以立体化和全景式的方式展现了21世纪头二十年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时区分布、研究力量、前沿领域、动态演化及热点主题,并结合文献梳理分析了国内边疆治理研究存在的不足,也对未来研究进行了趋势展望,认为应不断深化和拓展“边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积极推动边疆治理研究的范式创新,加强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融合,努力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固边兴边视域下边境城镇体系建设:历史逻辑、实践进路与路径优化

城镇自产生后便逐渐屹立于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中心位置。城镇蕴含的防卫、吸纳、聚集、整合、引领与辐射等功能,使城镇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客体和空间单元,又是国家治理必须开发和依托的空间场域。建城治边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固边兴边内在要求加强边境城镇体系建设,促进边境城镇功能的集成与放大。因应现代化发展不同阶段固边兴边实践要求,党和政府通过强化边境城镇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发挥城镇区划调整和建制优化的牵引作用、推动边境城镇之间的联动与协同等方式,持续推动边境城镇体系建设,加速了边境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更好发挥边境城镇的固边兴边功能,需运用空间干预政策,持续优化边境城镇布局和结构,加强边境城镇间的协作治理,加大对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的支持与支援力度。

争主权与绥边陲:新疆建省前中俄俄属安集延人交涉

新疆建省前,刘锦棠等新疆地方官员以俄属安集延人并非“真正俄人”为由,以国际法为法理依据,意图限制俄属安集延人在新疆的活动。此举得到清廷支持,由此引发中俄交涉。交涉初期,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解释条约,责备对方违约。随着中方转变交涉策略,争论焦点转向俄属安集延人是“中国叛逆”?还是“俄属安居之民”?在沙俄的强权下,清廷最终让步。俄属安集延人交涉源于沙俄对中国主权的侵蚀,刘锦棠及清政府的反应既是对沙俄侵略行径的反抗,更是以主权建设为主的积极的边疆治理,体现出转型时期边疆治理中内政、外交交织的复杂历史面相。此次交涉以国民归属及国家管辖权为焦点,清廷虽然妥协,但明确了国民管辖的主权原则,呈现了历史演进的方向。

漳腊淘金记:民国时期川西北的财富、生计与冒险

漳腊金矿的兴办是权力与资本交互影响的结果。民国初年,各路军阀先后主导着漳腊矿权,竞相逐利。防区制终结后,漳腊金矿改由四川省政府经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资源的调控,国家资本介入漳腊金矿。槽户制是漳腊金矿的基本组织形式,漳腊私人采金的发达与该制度有密切关系,槽户制的盛行导致政府统制黄金生产、流通的目标难以达成。漳腊金矿的收益主要归军阀、资本家、官僚豪绅、金商等势力所有,多数金夫子并未实现财富梦想。金矿业催生了金河坝市场的畸形繁荣,促进了漳腊与内地的交往交流。同时,漳腊矿区的诸多乱象,也反映了矿区社会与当地民众之间存在着张力。

全球信任赤字的形成原因与生成机制

多重因素加剧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全球信任赤字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重要障碍。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偏好、行为和结构三个核心维度来看,全球信任赤字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国内工具理性思维传导,国际理性思维发展两极化;二是国家间冲突集中表现为压制性竞争和武力对抗;三是国际结构趋于安全阵营化、发展两极化、合作碎片化。三者相互作用影响,致使国际信任呈螺旋式下降。尽管全球信任结构呈现破碎化,但国际结构本身处于动态调整过程后趋向稳定,中国方案有望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元代西藏驿路再探讨——以元代藏僧乘驿相关记载为中心

有元一代,中央政府将驿路系统推及至西藏。基于官方史籍记载与目前学界对西藏驿路的研究,元廷设置的驿站数额不过四十余处。通过梳理藏文史料中元代赴京藏僧乘驿相关记载,发现西藏驿站数量远超官方驿站数量。文章以藏僧视角探讨西藏驿路详细情况,指出西藏驿路中除了有官方设置的驿站外,还存有西藏地方置立的地方性驿站。西藏驿站呈现出不同的层级,官方主导与地方设立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西藏驿路。同时,对比明代西藏高僧驰驿路线,认为元代西藏驿路被明代所承袭,离不开西藏驿路中地方驿站持续存在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