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以巴金与巴蜀文化关系为例

巴金在精神上是巴蜀式生存的反叛者,是外面的更大的世界给了巴金精神的高度,他也愿意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看待分析故土的旧事,并且时时注意从价值立场上与故土的狭隘相切割。这都形成了他与区域文化的复杂关系,从而与其他的四川作家差异很大。不过,作为巴蜀文化"异乡人"姿态的巴金,其实通过自己"走出乡土"的不懈努力激发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创造性,从而奠定了改变文学秩序的重要基础。

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在反思"全球化"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确实带给了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机会。但是,由于"本土化"理论模式"化"他者理论为己用的先天缺乏研究者"主体性"的缺陷,使得"本土化"理论在面对什么是新文学真正的中国特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时显得乏力,而"民国文学机制"问题的提出,刚好弥补了"本土化"理论的缺陷,以突出历史情境为切入口,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为塑造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打开了一扇窗。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西方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笔谈)

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天，讨论这样的冲击必须首先追问：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异质”话语之时，又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保证中外学术对话的有效性。

从历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

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华民国＂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历史标志,还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曾为＂民国＂的民主自由理想而奋斗牺牲的重要事实,＂民国＂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深究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其特殊的叙史意义可能更引人注目。

“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提出的"民国文学"设想,是近年来学术的一大动向,也引发了一些质疑。这恰恰是中国学术迈向成熟的一种正常现象,所以,很有必要以这些争论和质疑为契机,对因"民国文学"产生的种种分歧和疑问作出认真分析和回应,以将讨论的问题引向深入。所追问的问题有三:提出"民国文学"而不是继续简单沿用"现代文学"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民国"何谓?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概念,所谓"民国文学"究竟可以推进文学研究的什么,即"民国文学"何为?最后,对于正在倡导文学的"民国机制"而言,这样的研究方式究竟来自哪里?

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

将五四遗产简化为《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派,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化启端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的发掘,也给一些望文生义的指摘留下了可能。在作为历史发动火车头的五四新文化派的背景上,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的"五四文化圈",它由新文化的倡导者、质疑者、反对者与其他讨论者共同组成,他们彼此关系有疏有密,但远非思想交锋之时的紧张和可怕,他们彼此的砥砺和碰撞连同中国社会自五四始见端倪的"民国机制"一起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能量和稳定,属于我们重新检视的"五四遗产"。

个人欲望:创造社作家日本体验的基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留日史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1912年前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点,在此前后的留日学人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日本体验。此前的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其实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经验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目标的一种感性对话,而此后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则更多表现为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存状态与留日学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间的感性对话。前期创造社作家群绝大多数是在1913年以后留学日本的。与梁启超、鲁迅兄弟等学人的"日本体验"不同,创造社作家更直接地陷入到了个人欲望的纠缠与挣扎之中。这一方面属于日本大正时期的"成金"刺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也交织着个人生存的种种艰难与屈辱。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日本体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精神世界中新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着创造社作家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

郭沫若《女神》时期佚诗的文献价值——以《〈女神〉及佚诗》为中心

郭沫若《女神》时期的诗歌佚作是我们完整认识诗人诗歌观念的重要文献。借助蔡震先生编辑的《〈女神〉及佚诗》,我们可以洞察他独特的诗歌新/旧评价,把握其探索新诗艺术的基本理想,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他"绝端的自由"的形式主张,最终重述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郭沫若的诗歌观念或曰"郭沫若诗学"。

“歇斯迭里”的文学史意义——郭沫若的自我定位与我们对郭沫若的定位

2008年,是郭沫若逝世30周年。30年来,随着社会学术思想领域的日趋活跃,关于郭沫若研究的学术纷争也不断产生,近年来更是形成了观点截然对立的状况--拥护者竭力论证和维护其革命文化旗帜的地位,反对者则列举其为文与为人的不足,对其极力否定。其实,作为"人"的郭沫若,"既不像天使那样纯洁,也不像魔鬼那样邪恶,无论是对其神圣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对真实郭沫若的一种遮蔽"。从这一立场出发,本刊约请了几位郭沫若研究方面的专家,分别就目前郭沫若研究存在的问题、郭沫若的自我定位与我们对郭沫若的定位、郭沫若的性格侧面、郭沫若研究的双重祛魅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还原作为"人"的郭沫若与作为学术对象的郭沫若。

鲁迅:面对人事纠缠的最后的意志——“两个口号”之争新论

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既来自于左翼文坛理论的分歧,更涉及复杂的人事纠缠。我们注意到,作为这一分歧的无形"中心"的鲁迅恰恰以自己独特的姿态与思考穿越了1930年代左翼文艺内部的人事纠纷,留给中国现代文艺一段深长的观察。在今天,分析和研究鲁迅的独特观察,是重新解读这一思想论争的重要基础。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知识社会学——中国现代文学阐释的一种思路

新时期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外部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向内部研究(自足的形式研究)的转变过程。在形式研究狭隘的弊端囿限了视野之际,文学研究再次将眼界转向了外部。这次不是转向以往的简单的、机械的社会历史反映论和决定论,而是寻求文学与社会存在的各种关系的契合点。知识社会学为这一转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以下选编的四篇稿件从不同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中国近现代文学,获得了诸多新的研究视点和新的见解。

“六观”与刘勰的文学批评思想——读解《文心雕龙·知音》

《知音》是《文心雕龙》中集中讨论文学批评问题的篇章,刘勰在该文中着重强调文学批评要理解和尊重作者的思想情感,但他同时又建构了一套比较体系化的客观批评框架,即"六观",这二者并不和谐。因此在《知音》中实际上包含了两套充满矛盾的文学批评理论范式,其一是以读者和作品为中心的批评论,其二是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解论。刘勰期望兼顾二者,一方面建立一套客观化、逻辑化的文学批评规范,另一方面又能在文学批评方面切中时弊。

历史如何“小说”——再论李劼人《大波》兼及魏继新《辛亥风云路》

具有'华阳国志'治史传统的巴蜀知识分子保持了对历史的独特兴味,前有'现代'的李劼人,后有'当代'的魏继新两者相提并论或许仅仅因为他们都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李劼人的文学史成就广获肯定的时候将当代作家魏继新一并讨论也许未必恰当,至少对于迫切等待学界意见的魏继新本人是一种相当的冒险。

不仅是“匕首”,不仅是“投枪”——杂文与鲁迅对人生和文学定位

鲁迅的"杂文"不是政治判决,而是别一样的"文学",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一生就是"杂文的一生",其杂文的历史"过程"性折射了鲁迅本人的思想成型与丰富。行走于"杂文人生"中的鲁迅,同时又通过对"杂文"的写作实践不断体悟"文学"的意义,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作为"杂文人生"的历史过程,鲁迅的文字从一般文明现象的批评发展而为整体制度的对抗,而在文字演变的背后,则是在现实社会各种阶层和群体中,不断寻求自我认同与差异甄别的思想过程。

民国时期的巴蜀湮没文学

在近现代历史上,来自四川与重庆的文学发展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民国时期巴蜀湮没文学进行研究,可以突破知识的区域阻隔,使文学史书写能够摆脱既有框架的束缚;避免历史破坏性力量(如战争)的干扰,发现重要作家被"遗忘"的声音和书写痕迹;修复和还原那些行将消失的珍贵档案材料,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穆旦抗战时期诗歌的基本主题及其文学史意义

战争受难、成长受难与追问生命是抗战时期穆旦诗歌的三大基本主题,这些主题充分体现了诗人创作之于文学史的现代价值与民族意义,也包含着诗人对汉语诗歌传统的创造性推动,是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