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融合的时代语境、顶层设计与发展趋势

通过对媒介技术变革在新闻与出版行业不同影响维度与结果的比较分析,可明确“媒体融合”与“出版融合”的内在关系。从时代语境和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来看,出版融合发展正在经历三个维度的关键转型升级:一是从“出版+数字”向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底的跨界对接转型;二是从“符号再现”向“符号再创造”价值生成转型;三是从传统出版本位向跨界融合的全面开放升级。在这三个转型升级基础上,转变观念,打破“第四面墙”成为当前出版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再思“出版”:一个传播学的视角

中国出版研究长期以来在建制与知识的双重层面上面临困境。通过对中国出版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发现中国出版学界形成了三种有关出版的话语,这些话语根植于出版的历史实践,与国家和业界需求结合较为紧密,从实践层面很好地回应了中国出版业发展面临的热点与难题,但在理论层面则略显薄弱。从其他临近学科中汲取资源,或有助于拓展出版研究的想象力。从传播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出版研究对传播研究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偏向与盲点,总体而言更青睐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范式,对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理论等传播研究的另类范式重视不足,但这些研究范式都曾对出版问题有过关注,有助于出版话语与研究边界的拓展。

智库评价视域下中国特色新型出版企业智库建设研究

出版企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体系的重要构成,出版企业智库功能定位形成了服务企业、行业、公共决策的圈层结构,对中国特色新型出版企业智库的评价,可从资源优势、组织能力、成果转化、影响能力四个维度进行。本研究对35家出版传媒上市公司成立智库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与其中3家企业智库座谈,结合出版企业智库评价的维度总结出我国出版企业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智库功能定位不清晰,智库服务功能与出版业务功能混杂;咨政建言功能发挥不充分,科学决策支撑产业发展成效不明显;重视度、投入度不足,生存境况不容乐观;缺乏受认可的智库成果,智库社会影响力偏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建立符合科学规律与出版企业智库特性的评价制度体系、组建出版企业智库联盟推动价值共创、完善智库内部运行治理机制等突破方向。

2022年期刊出版研究综述

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从五个方面对未来我国文化建设作出了系统阐述和全面部署,是我们向着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前行的重要遵循,并首次将“文化自强”写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期刊出版与“文化自强”直接相关,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期刊出版+期刊编辑出版”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以“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时间节点,共检出524篇学术成果。

数字时代出版学科的理论要素与演化逻辑

近年来,业界提出的“数字出版3.0”展现了5G等数字技术新动向对出版行业的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媒介”与“符号”构成的三阶段差异分析了数字出版3.0的理论语境支持,并提出当前数字出版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从“媒介关系”到“符号关系”再到“人与人联结关系”的重心转移,应以“数字出版3.0”为新的起点展开出版学科基础理论探索,推进出版学科顶层设计。

2022年期刊营销研究综述

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是推动包括期刊营销在内的“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2022年与期刊营销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期刊营销主体、期刊品牌营销、期刊营销方式等方面。

2022年期刊编辑研究综述

2022年是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开展20周年。据统计,自2002年9月22日首次成功举办考试20年来,共计9.79万人(次)通过考试取得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初级、中级职业资格,为包括期刊编辑在内的出版行业培养了一大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知网以“期刊+编辑+研究”为关键词,时间设置为2022年全年,共搜索到北大核心期刊加CSSCI期刊计85篇,加上其他与之相关的期刊。

意义理论再出发:2023年传播符号学研究前沿综述

2023年,传播学与符号学多维度融合的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本文从基础理论、焦点话题、话语体系、方法论四个维度对这一年国内外传播符号学进展提供一个不完全观察。在理论基础方面,“传播之真”等经典论题在新语境下的信息论与意义论的对话中得到拓展。这一年的新媒介焦点话题是AI——以Chat 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媒介平台中的应用引发的传播符号学分析,正在催生出“准主体性”以及“后叙事性”等一系列新理论。文化向来是传播符号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基于中华文化的“符号考古”与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中国叙事”有成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新突破的趋势。此外,作为方法论的“传播符号学”正在为包括艺术在内的多媒介、跨体裁文本提供新的话语阐释方法。符号学正在成为传播学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而作为整体的“传播符号学”作为传播学的人文学典型范式在新的理论语境下展现其理论生命力。

“传播”术语与学科的“符号”维度——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派”主张的一种延展

约翰·费斯克曾将传播学研究归纳为两大阵营,分别是将传播视为讯息传递的“过程学派”和将传播视为“意义的生产和交换”的“符号学派”,而后者贯穿了费斯克毕生的研究经历。在当今信息爆炸和意义迷失的新媒体语境下,“意义论”的价值更为凸显。本文沿着费斯克聚焦“意义交换”的路径,结合我国对“传播”这一术语的引介史,重勘了“传播”的基本概念与成立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传播意义实现的三个基础层次“媒介、信息与符号”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传播”术语重勘与“意义论”视阈下的传播学

引论:传播研究的“意义论”与“符号学派”约翰·费斯克曾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符号学派”注重意义的交换,此学派对“传播”一词的使用具有某种普遍的理论形式结构特征,某种意义上越出了目前主要被定位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边界。可以沿着意义论思路,从“传播”这一术语的重勘来思考传播学理论的拓展可能。雷蒙德·威廉斯指出,要理解关于“传播系统”与“传播理论”方面的论证,有必要回溯communication当初尚未定论的词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