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系统理论与文学反映的过程

文章主要通过苏联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方法论探讨了文学反映的复杂内在机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符号学的重要问题。它探讨了故事与话语的辩证关系，思考故事演变为作品话语的符号意指过程。话语作为文本显在的系统只能通过潜在的故事系统的支撑而生存，如果没有故事这个基础性的、深层的、生成性的系统，文本话语只是一链缺乏叙事结构的句子、非符号化的文本，只是纯粹的言语行为。

沈从文原乡神话的民俗写作与审美表现

沈从文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原乡神话性质的乡土小说,这些小说从各个层面反映出了作者本人的民俗观。在现代启蒙精神的影响下,沈从文来到都市,以一个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看待着中国社会的‘常’与‘变’。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失望中,沈从文将目光转向他当年执拗要离开的湘西故土,通过叙写湘西民俗,表现人类最真切的人性,发出对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重塑民族品性的时代强音。在《边城》中,民俗叙事也与该主旨结合在一起。正是在对这些民俗事象的细致描述中,沈从文才得以挖掘它们自身具有的积极性因子,并将这种原初性的积极性因子加以美学性的重新建构,进而提炼出深广的主题,并建构了沈从文原乡小说的美学意旨。

论卞之琳1930-1934年间的创作心态及其诗歌

关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并且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30年代作品的讨论。从分期上看，如果按江弱水的分法，将1935年作为卞之琳30年代作品前后期的分界，则论者多关注于1935—1937年间诗人的作品，从论述内容上看，卞诗与古今中外诗艺关系的辨析，以及在此框架下涉及的智性特征、诗体建设、意象等艺术论最受青睐。究其原因，无外乎卞诗的艺术价值最值瞩目，而尤以1935—1937年间的创作为突出。不止一位论者注意到“1935年”这个卞诗创作的分界点，蓝棣之认为：“好像是忽然之间，从1935年开始，卞之琳的声音有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