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昆仑、林邑漂流与渤海辗转——以开元年间平郡广成的归国事件为中心

作为唐代东亚海域交通史上的特殊案例,开元二十二年(734)日本第10次遣唐使判官平郡广成在昆仑、林邑等地的漂流事件,暴露了同期日籍人员在东亚海域海难自救辗转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唐王朝对此采取积极有效的营救措施与处理预案,反映了8世纪中上叶唐日亲善关系构筑期唐对日政策的重要侧面,以及安南都护府作为日本遣唐使漂流中转地与入唐口岸,在同期东亚海域海难救援机制中的历史定位。平郡广成一行最终经由渤海辗转归国的史实,是同期渤海发挥唐日交流中转效用的重要依据。从中可见唐王朝在东亚区域事务中的宏观管控,及8世纪中上叶渤日结盟关系演进的历史背景,对遣唐使归国辗转的协调与应援。

回顾与前瞻: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研究评述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史料局限一直是研究过程中有待突破的瓶颈。《天之原》“伪实”之争,反映了学界对和歌创作时间与地点甄别意见的分歧;而在唐土婚恋与家口问题方面,中日学者之间亦一度掀起热议。学界对阿倍仲麻吕诗文的一致关注,体现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而在人物行迹与活动研究层面,亦同步呈现出延展与细化的特征倾向。就遣唐使个案与群体研究而言,涉及渤海、安南关系即古代“东亚区域”的史观层面及研究角度、点面等微观次元,尚存若干延展空间。

北伐初期若槻内阁构建对华扩张新目标的外交尝试

北伐初期,为防止列强勾连结成反华战线,国民政府暂时仅以英国为反帝目标,对日美则传递了较为明确的善意信息。这被若槻内阁视为积极信号,开始拉拢国民党右派,拟扶持蒋介石驱逐英国在华势力,取代其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若槻便以“消极静观”为幌子暗行“扶蒋驱英”之策,但“南京事件”的突发提前触发了这一对华扩张新目标的临界点。以政友会为首的在野党及军部并不满意若槻内阁的温和扩张,把这一突发事件发酵成了政权更迭的导火索。若槻对华扩张虽未竟全“功”,却怂蒋发动了反共政变,成功分化了国民革命阵营。这一对华扩张新目标一方面深刻反映了北伐初期若槻内阁对蒋介石既扶持又提防、既拉拢又阻遏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深度刻画了日本对英美既排挤又合作、既分化又勾连的多维面相。

中立、秘援、布子:日本与第一次直奉战争

巴黎和会后,美国、英国的势力重返东亚,开始援助直系、驱逐日本。随着日、美、英对华扩张矛盾的激化,它们各自扶助的直系、奉系也走向了对立。一开始,日本采取了扶奉拉直的双轨战略,但吴佩孚并无意投靠日本。拉拢直系失败后,日本虽有倒直之意,但华盛顿体系已然形成,故反对奉军冒险入关,张作霖却亟欲入主中央,决意攻打直系。日本见无法延缓直奉大战,遂宣布“中立”,一边与国“协调”、大搞“不干涉内政”的外交作秀,一边又纵容军部秘密援奉、暗中布子、阻直出关。虽然日本陆海军的干涉力度不大、范围有限,但却成功牵制直军止步山海关。在日本的干涉下,奉系虽败而主力尚存,为来日再战保存了有生力量。第一次直奉战争深刻反映了华盛顿体系形成初期日、美、英在中国既激烈竞争又适度妥协的扩张诉求,也深度刻画了外国势力与北洋军阀既勾连合作又相互提防的多维面相。

王勇:《东亚文化环流十讲》

继"东亚坐标"等系列理论之后,王勇先生以"环流"概念再新人耳目,代表论著为《东亚文化环流十讲》。本书通过汉文化流播的十大点面,析出古代东亚区域文明传递的特征与规律。作为区域文明流播的理论之一,"环流"是作者在东亚人文领域的又一创见。这不仅是其学术思想与路径的延伸。

东北易帜与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衍变

田中义一上台后便确立了在战略上冲破华盛顿体制的束缚,在战术上胁迫奉张自治、分离东三省的对外政策。为阻止中国统一,田中内阁屡次干涉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易帜谈判,制订了一系列文件,急欲实现分离东三省的既定目标。在田中内阁的高压下,东北易帜两度延期。为推进和谈,实现统一,蒋介石多次派使赴奉斡旋,向张学良承允不参与东北内政,仅行使外交主权,清除了易帜的最大障碍。美英也对日本不断挑战华盛顿体制、独霸中国东北的外交政策十分不满,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使日本陷入了外交孤立,被迫从山东撤兵。日本各界亦訾议如沸,频频攻击田中,要其引咎辞职。在奉宁联合抵制、国际关系牵制、在野党倒阁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下,田中内阁拟以武力为后盾冲击华盛顿体制、分离东三省、阻扰中国统一的计划归于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对日政策的逻辑悖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实力跃居世界首位,威尔逊主义应运而生并准备形塑世界。为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亚太新秩序,战争尚未结束威尔逊便开始筹谋对日政策,勾勒亚太蓝图,以遏制日本的大陆政策,阻止日本向太平洋扩张。媾和开始后,美国处处针对日本,积极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而日本则联合英法步步紧逼,以退出国联相要挟,迫使威尔逊深陷抉择危机。若要顺利组建国联、实现美国霸权,就得对日妥协、牺牲中国;若欲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就须遏制日本扩张,这势必会加深日美对立。为实现国联计划,威尔逊最终屈蠖从权,与日英合谋,牺牲了中国在山东的权益。在取得日本对国联的支持后,威尔逊便开始竭力限制日本在山东的军事存在,以求在道义与政治之间获得平衡。从封锁遏制到合谋博弈,威尔逊对日政策的逻辑悖论,深刻反映了一战后国际秩序重塑时期美国与日英在殖民利益上既激烈争夺又适度妥协、既同谘合谋又博弈对抗的多维面相。

在唐日籍客卿朝衡安南任职考述

天宝十二年的漂流遇袭经历,是朝衡等遣唐人员于安南蛮境内的初次体验。对安南人文地貌、社会治安的初涉,成为其日后赴任安南都护府长官的前提条件。上元中始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的朝衡,于永泰二年兼任安南节度使,并亲赴安南北部的德化、龙武二州治政。其节度使擢任,是源于二州境内生蛮部落叛乱之际的特殊任命。朝衡对新置二州的怀柔文治反映了该时期唐对安南统管策略的侧面,为南疆边藩治理的重要内容。从朝衡的安南赴任,可见唐日主臣关系前提下和谐的互信,以及日本在唐人员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高度参与和积极效用,印证了该时期华夷秩序前提下和谐的唐日关系。

斡旋与交涉——客卿朝衡与8世纪中叶唐日关系的构建

以遣唐留学生身份入唐,继而留任唐廷、官至客卿的朝衡,是8世纪中叶唐日国交场域的核心人物。第十二次日本遣唐使在唐期间所受官职赐封、瞻观唐宫内府、密所机要等殊遇均得益于朝衡的引领和举荐。基于诗赋外交背景下唐廷君臣的赠别诗文中所见华夷观念的强化,可见朝衡与唐廷的密切关系及同期唐朝对日立场和理念。而被册封赴日使臣及委以携归国书重任的史实,亦印证了朝衡在同期唐日国交场域中的重要身份。作为8世纪中叶日籍人员在唐参政的典型及国交关系的重要斡旋者,朝衡见证了同期唐王朝对日本的扶植优遇及日本国际地位的攀升,在唐日对话的演进过程中推进了主臣关系前提下亲善国交的构建。

“南京事件”与日蒋关系的衍变

北伐初期,为防止列强联合干涉,国民政府采取了亲日近美的权宜之计,仅以英国为反帝运动的主要目标,一举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在国民政府释放出对日友好的明确信号后,日本政府判断英国在华势力有可能退却,若能趁机扶持国民党右派顺势驱之,必可取代其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为达成这一目标,“南京事件”爆发后,日本并未参加英美炮轰南京的行动,而是把这一突发的外交事件发酵成了促蒋反共的有效砝码,成功分化了国民革命阵营。虽然若槻内阁“促蒋反共”之策成功收官,但当时日本国内党争异常激烈,政治军国化日趋严峻,“南京事件”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了政权更迭的导火索。“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式微,南京政府独大,田中内阁遂转而选择南京为善后交涉对象,对蒋介石既拉且打,试图把日蒋关系纳入其预设的“理想轨道”。该时期日蒋关系的复杂衍变深刻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对日既合谋又博弈、既妥协又斗争的多维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