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权激励计划中劳动者的身份转换与权益保障——以富安娜股权收益纠纷案为切入点

劳动者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获得企业股份成为股东后,与企业之间由单一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劳动关系与"股东—公司"关系并存。以近两年引发资本市场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富安娜股权收益纠纷案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股权激励计划中被激励的劳动者与企业间关系的变化,探讨劳动者身份与股东身份的转换,分析劳动关系和"股东—公司"关系产生的基础,明确两种关系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指出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容易触及的劳动法雷区,并提出合法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建议。

依法治国背景下都会城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运行机制与改革进路

法制办公室作为各级政府负责法治建设的工作机构的职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其长期以来角色定位的"内部性",其在具体的政治-法律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又显得模糊不清。都会城市法制办因其所处复杂的政治生态和交错的权力场域尤其如此。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制办的工作提出新要求的宏观背景下,应该在准确揭示都会城市法制办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提出符合都会城市特点的改革进路。提高法制办的地位,转变职能,充分发挥基本政府决策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作用。

论《刑事诉讼法》制度设计中认罪认罚从宽的证明

解读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可以发现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上可能存在证明对象难以明确、证明标准难以厘清以及证明方法难以把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与传统"绝对真实"的证据真实观话语、司法者繁简难分的裁判认知习惯以及高度抽象的证明标准规范有重大关联。因此,需要在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适用过程中针对认罪认罚从宽重构一种适中化、具体化的刑事证明方式并建立以程序和证明方法为主导的证明实现机制,同时还需要完善保障机制,以防范该证明体系带来的错误定罪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