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西部边疆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治理路径探析——一个“区域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西部边疆的安全风险是在国内、国外广阔的场域空间中来自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系统多层次要素的交互流动影响中产生的,表现出了极强的区域间流动性和联动性,已远非单一区域或者单一治理主体之力能够解决。我们应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在国外——西部边疆——内地的三维区域空间结构中综合审视其生发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相应的安全治理机制。域外安全风险的有效防控为西部边疆的安全治理屏蔽外来侵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自身安全治理能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有效抵御国际安全风险的入侵,同时也能够使得西部边疆地区减少异质性要素,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的征程中,更为顺利地推进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并在二者的正向互动中实现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

论制度优势对西藏突破发展桎梏与约束的重大作用

西藏的发展变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其发展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下、区域发展成本昂贵以及国际环境恶劣的束缚和桎梏。西藏能够攻坚克难,从积贫积弱走向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和正在经历的绿色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制度可以集国之财力、聚民之人心,众志成城对西藏稳定给予特别呵护,用国家之担当对西藏发展给予特别的支持,用全民之分担对西藏给予特别的援助,以及用全民之分摊对西藏的生态环境给予特别的保护。

美国反歧视法治实践中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兼论反歧视诉讼中的统计证据规则

歧视是一种个体行为还是一种社会关系?歧视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识的偏见?这是反歧视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对此,社会学与法学曾经具有针锋相对的认识,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反歧视方法。社会学认为歧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结构,在美国反歧视法治实践的关键历史时期,社会分析方法促进了美国反歧视法的理论发展、制度演进与方法更新。反歧视共同诉讼、歧视效果诉讼和肯定行动法律制度相继出现,统计证据也得以运用于差别对待之诉、差别对待共同诉讼、差别效果之诉中,并最终形成了反歧视诉讼统计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