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关公文化在印度洋区域流布的见证:《忠义堂重建后堂碑记》文存

海外华人华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和建设者,自古以来,不断有华人华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迁居到南亚、印度洋区域。其中,非洲东南部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等地,也是海外华人华侨聚集之地。印度洋区域的国家毛里求斯,是位于非洲东部的海岛。在其首都路易港(旧译“波累市”)的海唇街,随着清代华人移民的到来,当地华侨领袖陆才新出面申请,获准后于1839年动工、1842年1月建成了关帝庙。这座“波累市海唇关帝庙”,是毛里求斯及整个非洲的第一座关帝庙。此后,在毛里求斯、留尼汪岛以及非洲的其他地方,先后建立了十多座关帝庙。

杨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谱写者

明嘉靖后期,云南府昆明县高峣村。一位“须眉苍古”的老者每天饭后都会在自己居住的草庐前授课,数十村童环绕其侧,认真聆听。耳濡之下,竟“无不悉历史”①。这位诲人不倦的老者,就是明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曾经的首辅之子,被誉为“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这位大才子为何流落至边地?曾经为皇帝讲学的经筵讲官,何以变成为村童授课的“乡村塾师”?

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对入藏沿途的书写

清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自东向西依次记载打箭炉(今康定市)至西藏拉萨沿途情况,是清代四川官修方志中第一次记载川藏道沿途详情。时隔80余年,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在延续清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体例基础上,记载雍正时期川藏以宁静山划界后江卡以西的西藏14个地区,此为清代四川官修的第一部名实相符的西藏地方志,形成了清代四川省编纂西藏方志的特色模式。

档案文献视角下抗战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贡献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图书馆协会虽然面临着会员阻隔多地、组织力减弱,会费收入减少、生存发展受限等困难,但通过吸收新会员、举行会员联谊会、多渠道筹集经费等措施应对困局,并在图书馆职业介绍、协助藏书楼出版图书、慰问被炸图书馆学校和图书馆、给会员争取购书优惠、呈请恢复国立西北图书馆、建议分区设立国立图书馆等方面为战时和战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新疆维吾尔民族文化与王蒙小说“狂欢化”语言风格的形成

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并通过熟练掌握维吾尔语深入多民族文化内核。这段经历成为王蒙新时期“思想和文学创作新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王蒙新时期创作主题的拓展、新的语言风格的形成等都离不开他的“新疆经验”,尤其是维吾尔语言文化经验。例如,王蒙在《这边风景》中,就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汉/维双语混合思维下的汉语叙事特征,使其小说语言呈现出了“多声部”的现象。这一创作经验为其“狂欢化”语言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群体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图书馆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统计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数量基础上,考察了这一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群体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通过图书馆学术研究、图书馆工作实践、图书馆人才培养、图书馆社团活动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

王蒙“伊犁经验”与其转型期创作嬗变关联考察

王蒙是当代文学“一个巨大的存在”,“转型期”他一复出,即从早期“革命现实主义”的“青春写作”一改故辙,以一系列先锋创作为当时沉寂的文坛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从发生学意义上对他创作嬗变成因追根溯源,是“伊犁经验”而不是笼统的“新疆经历”成就了复出后的王蒙。伊犁地区独特的边疆地理文化区位,多民族共融共生的历史现实等因素成为了王蒙转型期创作的“动力源泉”,并对他创作的人物塑造、空间意识、语言风格等多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蒙转型期的题材创作,为当时整个文艺界走向边疆多民族文化、走向民间开创了“先河”。王蒙创作现象表明,多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本土经验。

民国时期档案学人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民国时期档案学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相关研究发现,民国时期档案学人的研究集中在档案学人群体、学人档案工作实践和学人档案学术研究三个方面。总体来看,目前的研究文献以二手史料为主,研究对象以个体为主,研究方法以单一学科和内史研究范式为主,尚有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应重视史料搜集整理,加强学人群体研究,综合利用多种研究方法。

《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编年(1913—1949)》补正

李明杰和李瑞龙的《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编年(1913—1949)》一文是目前系统梳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史实的代表性成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重要线索,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但该编年部分内容存在重要史实遗漏和错误等不足,解决这些问题对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通过文献调研法和历史考证法,并依据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图书以及今人研究成果对该编年中的遗漏和错误内容作以补充、完善和修正。研究认为今后仍需继续搜集、整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史料,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清代档案史料的“虚构”问题研究--以《巴县档案》命案为中心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命案为我们研究司法档案虚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来源。《巴县档案》命案显示,司法档案文书存在“真实”与“虚构”并存的复杂面相。司法档案存在“虚构”的问题在《巴县档案》“曹宗志自缢案”中展示得十分突出,从堂讯叙供到“通详”“招详”,直至四川总督的案情描述均有着程度不等的差异。而在“任四烧伤身死案”中均未发现“虚构”的存在。通过对“曹宗志自缢案”的解读发现,县衙上呈的“通详”文书认定的案情与县衙堂讯叙供及结状的差异是档案虚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巴县档案》命案可知,在借助清代司法档案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将通详与县衙堂讯叙供、结状等文书进行比较,方可避免档案虚构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误导。

“汉藏教理院”及其当代价值

"汉藏教理院"是1932年在重庆缙云山设立的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座汉藏并设、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在开办期间采取开放办院模式,在革除佛教旧弊、发展新式教育、翻译藏汉佛经、沟通汉藏文化、改善僧团风尚、积极服务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佛教事业发展的优秀僧才,促进了川渝两地佛教事业的发展,为沟通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文化交流、增进汉藏民族的感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做出了积极贡献。"汉藏教理院"是西藏与内地文化相联、民族相通的结晶,是新时期尤其是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案列,为西藏与内地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红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李调元年谱简编

清代著名历史文献学者、文艺理论评论家、文学家李调元(1734年12月29日─1803年1月14日),字羹堂,号雨村,别号童山、鹤州、赞庵,别署童山蠢翁,四川绵州罗江县南村坝人,进士出身。代表作有《方言藻》《万善堂诗》《童山全集》《童山诗集》《雨村诗话》《蠢翁词》等,辑有《全五代诗》、民歌集《粤风》,另有《诸家藏书簿》《诸家藏画簿》等书,尤其是编纂《函海》《续函海》等文献学巨著,系“清代蜀中三才子”之一,诗文、才学驰誉朝鲜等地。

武陵民族走廊文旅融合的文化线路研究——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中心

从阅读相关文献入手,试图厘清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这一概念的意涵。要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成世界性的旅游目的地,相关学理研究很有必要。应该上升到哲学思维的高度,从当代旅游发展的地方性与现代化着眼,关注包括“武陵民族走廊”在内的“巴蜀文化线路”的历史存在与当代延续。

马政演变史凸显的历史唯物主义——《明清西北马政研究》论衡

马政作为历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历来受到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除了涉及本身的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以外,马政及相关贸易也成为历代王朝统驭周边各民族的门径。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不能拘泥于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马政制度是完全受制于统治者的意志。相反,马政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同时又与其他的因素广泛联系。作为历史的主体,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的作用,共同发挥作用,影响了马政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西北马政研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西北马政研究的一次很好的尝试。

再议《通俗编》的著作性质--《通俗编》是清代杭州府方言词汇研究专著

《通俗编》是吴语区各地方志“方言”部分的主要取材对象,具有极大的汉语方言学史意义。文章将《通俗编》所收词语与官话方言、吴语、闽语、赣语、徽语特征词比较,发现它的词汇既有官话方言的特征,又有吴语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现代杭州方言词汇的构成特征相吻合。将康熙《余杭县新志》和光绪《杭州府志》所载清代杭州府方言词与《通俗编》比较,发现二志中77%强和94%强的方言词都见于《通俗编》,而三种清代直隶方志所载方言词语见于《通俗编》的均不足30%。此外,研究清代杭州方言词汇的著作《直语类录》所收录的词语与《通俗编》大量重合。因此,文章认为《通俗编》反映了清代杭州府方言词汇的面貌,将《通俗编》的著作性质确定为:一部反映清代杭州府方言口语词汇面貌的方言学专著。

成都“世界赛事名城”与成都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纲要》提出“到2025年建成世界赛事名城”,这对成都建设规划是个挑战,需充分挖掘整合成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服务当下的城市建设战略目标.通过比较分析法、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探索成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变迁,借助共生理论,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和共生界面四个方面展开,剖析世界赛事名城与成都历史文化的关系,寻找影响二者建立互惠共生关系的内外部因素,最后以共生理论的四个方面为基础,提出促进世界赛事名城建设与成都历史文化建立共生关系的策略,助力成都赛事品牌的建立,提高成都体育赛事与成都文化的契合度,对成都文化、历史与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的共振发展具有一定价值.

藏舞的在地化:城市民族文化的交往、发展及其文化生态壁龛——基于成都市双流区的田野调查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伴随着甘孜藏族人口向双流迁移,藏舞由甘孜藏族铭记家乡的“地域性”文化实践,逐步发展为甘孜藏族“跨地域”的民族文化现象,并最终成为多民族共舞的城市文化活动与公共文化事务。藏舞的参与人员、舞姿、功能、内涵等方面均发生了改变,在城市实现了在地化的发展。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历史文化条件、各民族主动交往的民族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各族居民“文化合谋”的现实社会环境,共同建构起藏舞在地化发展的“文化生态壁龛”。新的藏舞是城市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成果,也是沟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实体,对于推动我国基层社区民族团结创建工作及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宋代的食蟹风尚与文学书写

随着人口大量南迁,宋代南方经济和文化长足发展,喜食水产的南方饮食习惯辐射到整个社会,食蟹成为时代风尚。宋代多数文人生长于南方,诗文中有大量与蟹相关的饮食娱乐活动书写。在宋人笔下,食蟹的雅趣包括持蟹饮酒的快意人生,与友人雅集送赠,行船食蟹、吟风赏月,以及展现江南生活中稻香蟹肥的富足安康。同时,宋人也赋予蟹谐趣,这在俳谐赋中尤其明显。文人调侃蟹的外形滑稽,常以庄重盛大的笔触来书写蟹这种价格低廉的普通食材,塑造极大和极小之间的反差以达到调笑目的,用以娱人娱己。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再探

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应始于1923年11月之前创办的南通文牍专修科,而并非是1934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按照实施主体,可将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划分为以职业学校教育为主和多元教育主体并存两个发展阶段。从整体上看,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具有以职业发展为导向和浓厚的官方色彩等特点,同时也存在着学术色彩较弱和教育对象来源单一等不足之处。

近现代图书馆学家岳良木图书馆生涯再考察

岳良木是中国近现代一位重要的图书馆学家。然而,目前学界关于岳良木的研究成果较少,并且现有的研究仍有一些疏漏之处。论文在广泛搜集各类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岳良木后人提供的资料,考察了岳良木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关系,岳良木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教授经历,岳良木与严文郁、李芳馥的关系,以及岳良木的图书馆学术成就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