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清华新诗学家的新批评引入与实践

1930年代,曹葆华引入新批评理论,强调诗学概念之精确界说,强调逻辑、科学、语言学、心理学与辩证法的研究,强调瑞恰慈的“细读”;叶公超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古今错综的意识”,提倡艾略特的传统论和宋诗的“夺胎换骨”论,主张知性的诗学方法与新批评方法统一,主张“细读”,强调分析读者的反映,强调批评也是对这种经验的再现和检验,并运用新批评方法进行诗学批评。他们对新批评的引入做出了贡献,但尚不全面。

论20世纪20年代诗学的音乐论

20世纪20年代诗学,在音乐、格律、形式上有深刻的反思,也有其长足的发展;而胡适对音乐性的逐渐重视及新月社的集体创造,构成了这一时期对初期、发难期"质胜于文"的反拨。20年代的音乐性有四个分支:一是胡适的音乐性转向;二是传统音韵学熏陶下的诗人学人的主张与创作;三是新近诗人与学人强调音乐性,并对西方音乐性有所借鉴;四是新月社诸君结党而论,把新诗音乐性推向高潮,彻底扭转了自由诗和初期白话诗不要音乐性的风气。

论“中国新诗”派的“新诗现代化”理想兼及袁可嘉的两篇佚文研究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设想,广义地讲,体现在他28篇论文里,除了收进他广为人知的《论新诗现代化》的26篇外,还有本文发现的袁可嘉的两篇新文献:译文《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与《现代英诗的特质》。这两篇文献是全面了解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诗学思想来源的重要根据之一。狭义地说,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思想共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中由西洋诗的精神概括的"诗学背景"、进而提出的七条"理论原则"以及后面五篇"加论与分论"提出的其他内涵。

论胡适诗学中诗性的衍化历程

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叔永)之论辩,表面是文言与白话之争,本质却是白话诗的诗性之争。胡适在初期白话诗学中主张用白话,强调清楚明白,强调用白话写的即是诗,忽略诗性,论辩中的任鸿隽、梅光迪主张重视诗性。1918年后,胡适逐渐改变关于诗性的看法,重视音乐性、具体性。他关于现代汉语多音节词的理论创新,为新诗的音乐性作出了初期的理论贡献。胡适的"影像"(意象)概念,源于意象派理论,同时也体现了胡适1919年以后对新诗诗性反思的成果,标志着胡适诗学的历史贡献。

中国当代地下诗歌语言研究(1949-1976年)

新诗语言在透明性与自足性之间滑动。1949-1976年中国"地上"诗歌与"地下"诗歌各自有其诗歌语言体系,其根本特征或是透明性,或是自足性。"文革"前与"文革"后程度有别、结构有别,体现了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公共空间、私人语言与诗性流变之轨迹规律,体现了中国当代诗歌诗性变化的成形。新诗语言的透明性与自足性自新诗以来滑动不止,不仅与政治空间有关,也与中国新诗的内在发展逻辑有关。滑向透明性一端可能造成明了化与功利化,这对诗性是一种伤害;滑向自足性一端,可能造成诗歌语言的朦胧与晦涩乃至私人化,造就诗美又隔阂诗美。

现代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时期以前当代诗学的基本格局,即对五四以来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诗人情感与表达方式的清理是核心,艾青与何其芳是典型的例证,"何其芳现象"是这种转变的标志。《讲话》以后,诗歌转为新诗人的农民内容与民歌形式的民歌体新诗,民歌体叙事诗成为客体诗学开启的标志,构成当代诗学模式。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意象诗学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引入了西方意象派理论并对意象内涵作了较为准确的理解,徐迟、邵洵美论述了意象派反浪漫主义的诗学史意义,并论及了客观性意义;朱光潜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象内涵、意象形态、意象功能作了独特的研究,并创新性地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意象演变史。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现代派的意象诗的创作,对整个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西方诗学中国化、古代诗学现代化,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闻一多诗学的价值

闻一多是现代汉语诗体形式最主要的建设者。他新诗形式的基本思想是打通中西诗学 ,在借鉴西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律诗形式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为材料 ,进行多种格律形式的构建以建立现代汉语诗体形式。

论30年代现代派的象征诗学

20年代，象征理论在中国已有所传播。30年代现代派具有创造性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论的比、兴与西方象征的关系和异同上；梁宗岱“兴”说的“依微而拟议”解的深刻意义，“象征”与“兴”中各自的“象”与“意”关系的理论；提出了象征里有关象的有形与意的无形、象的有限与意的无限、象的刹那与意的永恒的美学意义等；梁宗岱、穆木天等对法国象征主义即波德莱尔的契合论思想的理解，以及对象征主义的意象网络的清晰性与终极意义的暧昧性之统一的理解，还涉及象征主义的诗语的命题。

论现代派的格律论

格律论是现代派形式论的理论归宿。现代派引入研究了法国象征派和英美现代派的格律主张,对中国近体诗格律引入并进行研究,对形式感、形式美有独特的理解和把握。现代派提出了自己的新诗格律理论:叶公超的格律美在均衡本质论,新诗格律要具备节奏、音顿、韵律、对偶等具体内涵。在格律论上,何其芳、卞之琳、孙大雨的影响持续最久,贡献最大。

新诗鉴赏的重要概念:象征

新诗鉴赏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难点。古诗有文字障碍，扫除文字障碍、把诗读懂就解决了一半教学任务，但是新诗用白话写作，似乎都懂，实际上理解的各种意思常与诗本意相去甚远。新诗与古诗的不同在于技法的若干西化。当下的新诗，如果不懂知性、张力、变形、反讽等，

消费时代文学人文性变异

文学体现的人文性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具有遗传与变异的两重性,人文性的发展是在时间维度上对空间纬度的不断开放融合而成。文学人文性在近代社会产生了消费性融入的变异。文学人文性由田原性与消费性的对立统一构成。消费性一维勾勒:近代才子小说与鲁迅开端,茅盾、张爱玲、钱钟书的发展,1949至1980年代之停滞,1990年代的偏激。几个问题的探讨:性与身体写作的意义、辩证消费主义反对犬儒主义、文化传媒与通俗的经典化。

论现代派的知性诗学

现代派对柯尔律治、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理论作了广泛介绍与阐发。柯尔律治的智力调谐理论演变为艾略特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的理论;演变为瑞恰慈的强调诗对经验中的兴趣、思想中的对立因素的平衡、组织、管理、有序的能力。叶公超诗学是对艾略特、瑞恰慈知性理论的中国化: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提倡“古今错综的意识”,比较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金克木以知性理论评论中国新诗,具有实践的品格。知性理论对卞之琳创作发生了根本变革。卞之琳转向知性的实践使其与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形成了鲜明分界,构成了现代派前后期的分界。

中国现代诗学的深化——40年代知性诗学:“包容的诗”与“戏剧化”

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到4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继30年代瑞恰慈来华讲学后，奥登（1907-1973，W．H．Auden，英国出生之美国诗人）、燕b荪（1906-1984，W．Empson，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等于40年代来到西南联大讲学。由柯尔律治发端而由瑞恰慈、艾略特发展的知性理论，由于奥登等人来华的40年代传播与富有成果的创作，导致了40年代“中国新诗”诗人群的知性创作深化，这个深化，继承了30年代知性诗学中的诗是经验、睿智、调谐、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知性肉感化等诗学遗产，同时超越30年代而发展了瑞恰慈的“包容的诗”、“最大量意识状态”、综合、“戏剧化”诗学遗产，在30年代诗学继承后象征主义的象征的基础上，在卞之琳借鉴奥登的基础上，更加发展了他富于机智的创作特色，并提出了所谓“现代诗歌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结论。

路翎生命原始强力向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生命原始强力作为路翎文学创作的核心观念,既是基于其对现实状况的体认和思考,又是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沿着鲁迅、沈从文、萧红解救国民路径立人的又一探索,显示了路翎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在多年的创作生涯里,路翎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生命原始强力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具有新的特质,负载了路翎的文学理想。郭素娥、金素痕与蒋纯祖便是生命原始强力质性的典型代表。路翎笔下人物凸显了生命原始强力于新人建构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又显示了生命原始强力作为立人向度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由此暴露出的叙述基点的不稳定与不可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路翎小说向更高层次的突破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