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人诉讼与权利入市：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私法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公法、行政作为角度加强了政府部门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但从实际上来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犯、盗用、窃取,启动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序远远比及时的权利救济滞后得多。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私法领域应有的经济价值得以流转体现,社会性保护意识的养成也就成顺理成章之事。在法律实践意义上,提高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与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权利的流转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属性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救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救济层面,确立传承人诉讼和举证责任倒置,是保护权利的关键。

DNA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兼评程序与规则的对立思考

反律法主义命题的阐释是源自边沁对证据法的衡量与评价。基于对普遍认知能力的依赖、对还原事实的逻辑推理认定,边沁在强调事实认定在审判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却也表现出对自然体系的偏好。反律法主义命题最终走向了放轻证据规则、偏重证明程序的矛盾。以DNA证据为例,当DNA证据所指向、确认的事实出现时,是否仍然需要对该类证据规则进行严格限定。DNA证据固然具有人身识别和真实对应等司法价值,但是我国的DNA证据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层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授权和系统的程序规则,特别是与侦查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人身强制采样根本无法可循,这使得侦查实践中的DNA证据运用出现混乱。借助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对现行DNA证据规则进行补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回到了反律法主义追求事实正义的目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