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奇的赤水河文化

赤水河是一条神奇的河:在它的流域内,有在历史著作中很少记载也缺乏研究的古代国家"鳛";很可能存在还没有被发现的南方丝路古道。赤水河区域有护肝的灵药赶黄草;红军在这里"四渡赤水",毛泽东说这是他的"最得意之笔"。因为赤水河的神奇,专家们达成了《赤水河共识》。

论修建都江堰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大禹、李冰为中心

都江堰的修建过程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大禹是第一个治理岷江的伟人,他开创了蜀地治水的基调。开明"凿玉垒山,疏金堂峡",实践了大禹"导"与"别"的治水理论。因为蜀地在秦的统一战略中很重要,秦国统治者派"知天文地理"的李冰为蜀守,在大禹、开明对蜀地水患治理的基础上,修建了都江堰,完成了由"除害"到"兴利"的理论转变。

禹羌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深入

大禹与夏文化研究、羌民族与文化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后,关于大禹与夏文化、大禹与羌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渐形成高潮,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禹羌文化”的提出。羌文化的研究与大禹研究的结合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因为了不起的“禹”就出自羌族。2016年,作为地处全国唯一羌族自治州内最高学府的阿坝师范学院,通过“禹羌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自觉地担当起了对禹羌文化学的建立及研究的重任。

论羌族文化中的英雄崇拜

羌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对万事万物心存敬畏,将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下,不仅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也有英雄崇拜。羌族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在他们长期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中,关于英雄传说占有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在羌人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大禹的历史遗存。英雄崇拜情结有助于增强羌民族的自身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论杨慎的“不幸”与中国文化的“幸运”

明代的"大礼议"纷争,使杨慎成为"被逐罪臣"而放逐滇南三十多年。这是杨慎个人的不幸。"大礼议"事件或使大明王朝失去一位优秀政治家,但是,却使中国历史获得一位杰出文化人。杨慎努力促成边疆各族与汉民族的文化大融合,直接推动和发展了云南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尤其是西南地方文化的"幸运"。

论创作“三顾茅庐”对史料的成功取舍

刘备与诸葛亮的第一次相见,典籍有刘备“凡三往,乃见”和诸葛亮“毛遂自荐”于刘备这两种记载。“凡三往,乃见”给三国故事演绎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后来成型的“三顾茅庐”故事不仅是非常有文学技巧的创作,层层推进,密密铺垫,更重要的是,它所增加的情节,并非想当然的创作,而是在《三国志》中基本上都能找到依据的。三国故事的演绎者们在纷乱的史料中,精心选择,巧妙构思,将单薄的“凡三往,乃见”五字膨胀为丰富多彩又令人信以为真的“三顾茅庐”故事,这确实是对史料的成功取舍。

论南江是“汉族名称寻源之乡”

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汉族,为什么得名于汉朝?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被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只是当时的十八王之一;可是,仅仅三四年之后,他就打败了项羽所封的所有诸侯王及项羽本人,建立了强大的西汉王朝,并让华夏族得名于汉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萧何在南江追上了韩信,而韩信又在南江练成了精锐军队。所以,南江理所当然是"汉族名称寻源之乡"。

李冰对中国统一事业的贡献

秦蜀守李冰到蜀地就大搞水利建设,目的就是为秦的统一战略进行铺垫、准备。都江堰在“溉浸”目标上大放异彩,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农业发展的巨大效益,让成都平原超越关中成为“天府之国”。这个大粮仓在秦的统一、刘邦的重新统一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是李冰为中国统一事业作出的贡献。

渝水为古阆中之水考

与四川东北部的"渝水"有关者有三:流江、渠江、嘉陵江。发源于阆中的流江有"渝水"之名,注入渠江,再注入嘉陵江。从文献资料方面考查,流经阆中的嘉陵江不仅被称为"阆水",也被称为"渝水"。就文献资料的先后论,从巴人的起源看,与"渝水"关系的密切程度,阆中远超渠县。因为有了嘉陵江,才有了阆中这座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古城。重庆虽被称为"渝州",但"渝"字与重庆的缘分还是浅了一些。到了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因渝人赵谂叛诛事,朝廷认为"渝"字的本义有"变"之意,遂改渝州为恭州。

大禹是蜀地羌人的文献梳理

秦的统一使古蜀文化消失,在古蜀之地不会有大禹是蜀人的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扬雄提出大禹是蜀地羌人的依据:一是中原学者早在此前就认为大禹是"西羌"人,"西羌"之地包括古蜀;二是虽然古蜀文献已经消失,但仍有一些信息证明大禹是蜀人。扬雄为写《方言》,用了27年的时间去收集资料和实际调查当时方言情况,没有文字又历史悠久的岷江上游羌人聚居地必定是他需要调查的区域。他在那里得知"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无论是史事还是传说,他将其写入《蜀王本纪》都值得肯定。在扬雄之后,不仅是蜀中学者,还有更多的中原学者认同大禹是蜀地羌人。

说“创意”

“创意”这个词在当今很时髦。无论是在文化、旅游、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音乐、表演、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博物馆和美术馆、文化遗产以及体育等行业,都十分强调“创意”。那么,究竟什么是“创意”?创意的来源及内涵是什么?有必要进行考论。

孟子“禹生石纽”说考辨

1500多年前的两位学识渊博的中原学者皇甫谧、裴骃遗存的"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这条文献资料,有许多学者——不论是反对还是赞成——都引用过,但存在很大的争论。必须清楚,《孟子》并没有收尽孟子之语,流传至今的典籍与古代的版本也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对孟子所称"禹生石纽"这条文献资料不能轻易否定。

成都史前古城延续时间何以短暂?

在都江堰建成之前,岷江对成都平原造成的洪涝灾害也是经常性的,濒水而居的古蜀人聚居区经常被洪水冲毁,不得不迁移别处。在开成都“二江”进行排水之前,成都平原低洼潮湿的地形、膨胀松软的土质,难以建立坚固的城镇都市;即使建立了,存在的时间也有限。远古时期的古蜀人,生产力低下,没有科学技术,当地震、瘟疫与战争到来时,他们没有防卫、抵抗的能力,灭族灭城的情况恐怕并不少见。

论《蜀王本纪》对古蜀历史研究的意义

非常辉煌的古蜀文化在秦统一古蜀后灰飞烟灭。好在有扬雄,他为我们留下了《蜀王本纪》。这是关于古蜀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文献资料,对《华阳国志》所记古蜀史有直接影响。尽管流传至今天的《蜀王本纪》只有一千多字,所记载的古蜀历史很有限,其中还有很多荒诞的神话,但是,它却是关于古蜀历史的"现存最可靠之纂辑文字",尤其是其中关于古蜀"五王"、大禹为汶山郡广柔县人、蜀守李冰作石犀等史料,对今天研究古蜀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的1921年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局的发展增强了孙中山打败北洋军阀的勇气和信心,遂决定出师北伐。然而,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又把孙中山的北伐统一中国的主张与此次北伐的具体措施变为泡影。困惑和思考,让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学习苏俄的革命精神、经验和方法来重新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实现未竟的“共和”事业。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在此后出现了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历程。

从杨慎际遇论蜀地文人“好文刺讥”

班固在《汉书》中说蜀人"好文刺讥",有人认为这是贬义。以明代的蜀地文人杨慎来说,他是个勤奋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才子,除2300余篇诗文外,杂著多达100余种,内容涉及文史哲、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等等。这足以证明,杨慎的确"好文"。然而,做出如此丰厚的文化、学术成果的大才子,一生的际遇却是非常不幸的。这是因为他不仅"好文",还特别"刺讥"。杨慎之所以"好文刺讥",因为这是蜀地文人的传统。班固说蜀人"好文刺讥",实际上是对蜀地文人的褒称。

关于诸葛亮建九里堤的争论

清末时,在九里堤河道里掘得“蜀丞相亮护堤令碑”,因为其碑有“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这样的常识性错误,遂引发是不是“诸葛亮筑九里堤”的争论。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认可诸葛亮建九里堤。因为从防洪的角度讲,成都城之西北的防洪不可能等到唐代才着手,在蜀汉时期甚至更早的李冰治水时就必须有应对措施。蜀汉国的统治中心武担山就在这一带,从防洪和新建皇宫需要大量漂木的角度讲,诸葛亮修筑九里堤是非常必要的。后来的糜枣堰、刘公堤等的不断建立,也说明了此处防洪的重要性。虽然唐代以后对洪水的处理措施规模更大更有效果,但那也是在九里堤的基础上的发展。

論揚雄對大禹研究的貢獻

在古蜀文化消失以後,两漢交替時期的學術領軍人物揚雄提出了"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是有其依據的。揚雄所提供的大禹是蜀地羌人對大禹研究影響很大。在揚雄之後,不僅是蜀中學者,更多的是中原學者也認同大禹是蜀地羌人。這是揚雄對大禹研究的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