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视野下不批准逮捕案件法律说理制度之探讨——以成都市检察机关为视点

对不批准逮捕案件实行法律说理在检察机关推行之初是为了消弭检察机关行使不批准逮捕决定权与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之间的疑问、矛盾与冲突,消解案件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的疑问,尽力减少不和谐因素的重要举措,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解决异议争端、节约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提升案件质量、减少涉诉信访等诸多明显效果。不批准逮捕案件法律说理作为检察机关探索的新型法律诠释制度隐含了一种制度性的变革进路,改变了基于目前状况下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执法办案过程中不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并且在短时间内不能改善的弊端,既能维护检察权的权威,又能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证据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问题亟待研究和讨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要义应当是及时正当获取"认罪"证据,有效惩治犯罪。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前提,需要相关机制予以保障。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并未免除控诉机关的控诉证明责任。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存在不同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坚持常规证明标准,并将"从宽"的量刑证明标准予以完善。我国认罪案件证明模式可以归纳为"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的简单(形式)印证模式",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模式改革需要做好"一个强化"和"一个转变"两项工作。

游离与徘徊在现实和制度之间的非检察职能机构——以C市基层检察院为样本的实证研讨

目前,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设置呈现出检察职能机构(业务部门)相对稳定,而非检察职能机构(非业务部门)数量及其人员配置相对隐性扩张的态势,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必然会导致非检察职能相对侵削检察职能的现象。就此,笔者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出发,就基层检察院非检察职能机构的现实地位、功能作用、改革样态、设置模式进行探讨,以期为有效推进检察体制改革,促进非检察职能优化和机构整合,促进基层检察院机构的规范化发展寻找一种切合实际的路径。

基层检察院非检察职能机构设置模式探讨

目前,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设置呈现出检察职能机构(业务部门)相对稳定,而非检察职能机构(非业务部门)数量及其人员配置隐性扩张,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必然会导致非检察职能侵削检察职能。就此,笔者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出发.就基层检察院非检察职能机构的现实地位、功能作用、改革样态、设置模式进行探讨.以期有效推进检察体制改革,促进非检察职能优化和机构整合,促进基层检察院机构的规范化。

检察权运行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实践探索--以四川省A市为样本

在本轮司改过程中，A市检察机关始终以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从而确保检察官依法行权作为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主题。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分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两种，本文主要介绍A市加强对检察权运行内部监督制约的实践探索。

采用物理方法提纯假毒品行为之定性研究——兼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制造毒品罪规定之完善

制造毒品罪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与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相并列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作为该罪客观方面核心内容的制造的内涵及外延,学术界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实务界在具体适用中也存在诸多疑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新出现的一些关涉'制造'的情形产生了更多分歧。本文结合一个采用物理方法提纯假毒品行为的案例应如何适用法律提出了相应见解,并认为,只有适应毒品犯罪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结合毒品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是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应正式制定并颁布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制造毒品行为的规定加以修改并完善。

论检察机关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危机防范与应对

在互联网络时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公权力机构必然会时常受到社会公众的全面关注。网络舆论是检察机关遭受信任危机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各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负面观点可能在网络上快速广泛传播而使其执法公信力和执法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因此,检察机关应加强网络传播信息的危机识别、评价、应对工作,全面构建应对网络传播危机预案,切实增强检察机关在网络传播危机中应对工作的系统性、准确率和时效性,以有效提高自身防范和治理网络传播危机的能力,在网络传播危机的潜伏期、爆发期、恢复期分别对其进行科学地处理和引导,与媒体和社会公众展开理性的对话,极力将网络舆论变为控制危机进程和解决危机的良好辅助工具,以此在新的高度上重构检察机关与媒体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关系。

对当前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的策略思考

财产刑执行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重要体现。财产刑执行难、监督难的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在当前司法语境下,依靠常规方法对财产刑执行进行监督的同时,还需增进检察机关与法院及其他刑罚执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聚力提升财产刑执行及监督效果。

检察机关案件权重测算探析——以C市检察机关为蓝本

检察机关案件类型复杂多样,办案程序千差万别,案件工作量的测算既要注意借鉴域内外实践经验,又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探索,运用多种方法综合评价,构建起科学合理的案件权重测算指标体系,同时还要注意加强研究,着力解决好测算方法的规范性、过程的可控性和应用上的审慎性等问题.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独立性需求及制度性建构——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应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

一、技术侦查概念、特征之厘定技术侦查作为一种新型的侦查手段早已运用于我国侦查过程之中,但何谓技术侦查,国内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大体有以下两种说法:一是技术侦查就是秘密侦查,即认为技术侦查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①该概念虽然揭示了技术侦查的基本属性,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苟同。因为,技术侦查虽有其隐秘性,通常是在“当事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而实施的侦查行为,但是秘密侦查中诸如卧底、特情等并非此意义上的技术侦查。

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典型案例评选的路径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近年来,最高检重视和加强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办案中的指导作用,指导性案例的数量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省级以下检察机关虽不具有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权限,但也可在不同业务条线、不同检察监督领域发布典型案例,供检察官办案参考。典型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的有益补充,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由于典型案例的评选发布有别于指导性案例,本文通过探讨典型案例评选的背景意义、目的、条件、内容和应用,以期对典型案例的评选提供有益指导。

核准追诉法律适用问题辨析——以范某甲核准追诉案为切入点

在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过程中,在判断是否受追诉期限限制时,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需要从严解释“强制措施”,揭开所谓的“反对解释结论”面纱。在判断是否具有核准追诉法定刑条件时,要根据案件事实和拟适用法律,区别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和核准追诉之证据标准差异,对“可能判处”的法定最高刑进行合理判断。在判断是否具有核准追诉必要性条件时,需要处理好原则追诉与例外追诉、社会影响与影响社会、家属意见与社会意见三对范畴的关系,对核准追诉保持必要谨慎。

教唆他人窝藏本人是否成立共犯可采有限定的消极说

实施了前罪的行为人教唆他人实施为本人提供隐蔽处所、财物等窝藏行为以利于逃匿的行为,或者为他人窝藏自己提供实质性帮助的行为,该行为人在构成前罪之外,是否同时构成窝藏罪的狭义共犯(以下简称“共犯”,主要包括教唆犯、帮助犯)?这一问题争议较大,司法操作层面也不统一,有必要进行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