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刑事规制与检察综合治理

新修订的反垄断法调整刑事责任条款并新增民事公益诉讼条款,既强化了对平台经济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更对检察机关融入反垄断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须秉持系统整体理念、关联协同理念、动态回应理念和谦抑平衡理念,融入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格局的刑法规制体系、检察监督体系和数据合规体系。刑法规制体系的建构重点在于明确垄断犯罪构成要件,适用准用刑法模式规定垄断禁止行为之罪;遵循行政优先原则,对核心卡特尔行为采取“双罚制”惩治;建立健全证据适用、行刑衔接等诉讼机制,加强对危害数据安全犯罪和涉平台经济垄断腐败犯罪等关联犯罪的打击。检察监督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大力实施平台经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同时,增设反垄断行政公益诉讼,引导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全面履行垄断监管职责;探索支持起诉机制,克服反垄断私益诉讼的不足,保障市场主体平等自主交易。数据合规体系的建构核心在于以协同共治原则、分级治理原则和奖惩结合原则为导向,将平台企业数据分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和非开放三种类型,发挥好“吹哨人”和惩戒机制作用,培育平台企业的合规竞争文化。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优化

完善知识产权领域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的关键是构建规范有序、严密高效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通过优化“出刑入行”畅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事实认定、责任追究的衔接。其一,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不宜唯数额数量论,应综合评价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二,构建“构成要件符合性出罪+可罚的违法性出罪”之双阶实质出罪机制,将不符合构成要件或者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排除出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圈。其三,给予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人过罚相当的行政处罚,形成知识产权保护闭环。

非法经营出版物行为的行刑规制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根据出版物内容和行为类型的不同,对非法经营出版物行为的定性处罚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依据《解释》第11条和第15条以非法经营罪对有关行为进行处罚,存在将一些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况。加上网络出版等新形式的兴起,具体行为入罪与否之争更加激烈。1关于非法经营出版物行为的定性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解释》第11条和第15条的关系,即对非法经营出版物行为.

捕诉一体语境下“两项监督”的检视与完善——以二元一体化监督模式为中心

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的“两项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是检察机关保障刑事法律正确统一实施、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责。“捕诉一体”机制模式下,“两项监督”工作存在监督理念滞后、监督标准模糊、监督能力欠缺和监督效力不高等问题,导致监督质量不佳、功效未能有效发挥。对此应从单一地扩充权能向重塑工作机制转变,在捕诉一体机制下构建“二元一体化监督”工作模式,通过规范一般监督事项与重大监督事项的区分与衔接、完善监督工作评价机制、优化监督团队、提升监督能力以及搭建相关配套机制等举措持续增强监督质效,实现以检察监督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