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吸收中的他国化创新与叛逆——《五卷书》的异域流传与变异

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它出色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及印度教、佛教为载体,《五卷书》辗转流传到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译本数量仅次于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在东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中,《五卷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由于社会风情、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翻译者风格等差异,以及时代跨度、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等因素,《五卷书》在各国形成了"创造性叛逆"的变异,甚至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方式上的改变,即发生文学他国化变化。变异现象发生于文明交流活动的始终,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对异质文明的比较推进到异质文明的交汇上来,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探索其中的本质规律。

作为对话的主体性

个体主体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发生在两个层面:叙事和对话。一方面我们把个体主体看作是一个以矛盾与否定、对话性与他异性、反身性、叙事性和同一性构建为特征的对话实例。在对话过程中,个体主体逐渐获得社会、文化和语言的身份。利用好矛盾性、叙事性、反身性、时机等主体性特征,有助于实现主体的身份建构。另一方面个体主体可以被看作是在与他人(社会环境)对话中所发生的叙事过程,这一叙事过程不仅是一场对话或讨论,也是一场权力斗争。总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当下时代语境中,生产一种不易被后现代批评所解构的、辩证又灵活的主体概念,即作为对话的主体性。

写作的女性与女性的写作——以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例

学界对伍尔芙多从意识流、雌雄同体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无疑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然而,纵观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用同情的笔墨和幽怨的心情向我们描述或假设了一系列女性作家的艺术命运。这既是伍尔芙对于自身作为女艺术家命运的思考,亦是对于维多利亚时期整个妇女写作命运的思考,凝结着她不少的睿智见地。从柯勒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勒律治到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丝;从《阿弗小传》里的巴芮特小姐即后来的勃朗宁的夫人,到她的绝笔之作《幕间》中的拉特鲁布女士,伍尔芙向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失败的女艺术家的形象。这些形象向我们传达了伍尔芙自我认识及其对妇女命运的思考,尤其是对写作着的妇女命运的思考,成为我们理解她本人及其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