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泰国瓦栖拉兀国王(King Vajiravudh,拉玛六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东方犹太人》(Jews of the Orient),这篇文章将暹罗(泰国)的华人妖魔化为忘恩负义的寄生虫。华人变成了泰国社会中的“他者”,而这也正是拉玛六世想要的...1914年,泰国瓦栖拉兀国王(King Vajiravudh,拉玛六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东方犹太人》(Jews of the Orient),这篇文章将暹罗(泰国)的华人妖魔化为忘恩负义的寄生虫。华人变成了泰国社会中的“他者”,而这也正是拉玛六世想要的结果。瓦栖拉兀国王对华人的这种看法或许是因为当时华人大罢工导致曼谷几乎瘫痪,亦或是因为他接受西方教育且受到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不过本文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研究泰国华人在泰国语言文本中的形象,即20世纪泰国华人在泰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本文将选取几部著名的文学作品,来分析当时拉玛六世对泰国华人的描述是否在之后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以及以当地华人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华人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同化程度各不相同。所以,本人特别好奇这些邻国是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展开更多
本文认为,虽然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在监测《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的进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东盟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监测和评价(M&E)机制,让其能够合...本文认为,虽然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在监测《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的进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东盟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监测和评价(M&E)机制,让其能够合理衡量和评估区域发展合作倡议对实现这一愿景所起到的作用。针对东盟加强对区域发展合作的监督的原因和方式,本文首先讨论了东盟的治理框架通过怎样的演变来实现其区域一体化议程,之后研究了东盟合作发展倡议以及“监测”在确保这些倡议与东盟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概念的一致性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随后,本文更深入地分析了东盟目前的监测和评价机制。此外,东盟在对发展合作的监测与评价方面存在不足,因其不能定义成功的指标和获取机构学习的机会,也不能有效地将执行监测和结果监测相关联。本文对此也进行了解释。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提出了6项具体改进措施,主要涉及改进数据的收集、分类和传播方式。展开更多
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1997年宪法》及其最新选举制度制定出台,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迅猛崛起,2006年军方发动政变,地方一级的政治格局与权力平衡由此发生巨变。他信雄心勃勃,志在垄断政治市场,给选举竞争构成了更大的...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1997年宪法》及其最新选举制度制定出台,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迅猛崛起,2006年军方发动政变,地方一级的政治格局与权力平衡由此发生巨变。他信雄心勃勃,志在垄断政治市场,给选举竞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迫使省府大佬们纷纷采取暴力策略以打败竞争对手。其后果是,对选举暴力的供求程度同步攀升,正如我们在2001年与2005年两次大选中所见。2006年政变之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态再次经历重大变迁。由于皇室与军队联合干预选举过程,加之意识形态政治(ideological politics)不断崛起,省府大佬们受到压制并被边缘化,对暴力的需求走低。因此,2007年和2011年两次大选中暴力事件减少。目前泰国选举政治及其暴力范式正处于转型当中。新的元素已经出现,但是旧的秩序尚未被完全取代。省府大佬实施私刑这一现象源自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秩序。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世袭体制,并且大幅减少在"政府分肥与利益分配"(government spoils and rent-distribution)问题上的个人争斗,这种令人不安的现象才会完全消除。展开更多
本文研究泰国自1992年以来的政治格局变迁。为此,本文对有关民主化文献进行重新评估,以利于理解泰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之间关系,并对激进主义组织体系近年出现的分歧进行探讨。以上同步分析表明:1)这些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献本身就带有政...本文研究泰国自1992年以来的政治格局变迁。为此,本文对有关民主化文献进行重新评估,以利于理解泰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之间关系,并对激进主义组织体系近年出现的分歧进行探讨。以上同步分析表明:1)这些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献本身就带有政治性;2)这一特征掩盖了激进主义群体内部不断加深的分裂,而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群体在围绕民主政治问题上构成了公民社会。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将细述他信(Thaksin)创建的交叉治理领域及其对城市激进主义分子结盟的影响。治理架构的这些变化,通过社区组织发展协会(CODI-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Institute)等新的国家机构对资金重新定向,削弱了许多早期激进群体的既有权势。这种治理架构的变化也揭露出以这一治理贫民的长期项目为中心的各种权力关系,而许多公民为了得到国家给予的好处不得不与其打交道。尽管许多公民仍然参与这些项目,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别处发声呼吁政治自治。对于这些分歧以及泰国更大的政治困惑而言,危险的并不是公民社会的界限问题,而是围绕谁才是合适的政治主体以及什么才是正当的政治这两个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展开更多
文摘1914年,泰国瓦栖拉兀国王(King Vajiravudh,拉玛六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东方犹太人》(Jews of the Orient),这篇文章将暹罗(泰国)的华人妖魔化为忘恩负义的寄生虫。华人变成了泰国社会中的“他者”,而这也正是拉玛六世想要的结果。瓦栖拉兀国王对华人的这种看法或许是因为当时华人大罢工导致曼谷几乎瘫痪,亦或是因为他接受西方教育且受到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不过本文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研究泰国华人在泰国语言文本中的形象,即20世纪泰国华人在泰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本文将选取几部著名的文学作品,来分析当时拉玛六世对泰国华人的描述是否在之后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以及以当地华人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华人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同化程度各不相同。所以,本人特别好奇这些邻国是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
文摘本文认为,虽然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在监测《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的进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东盟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监测和评价(M&E)机制,让其能够合理衡量和评估区域发展合作倡议对实现这一愿景所起到的作用。针对东盟加强对区域发展合作的监督的原因和方式,本文首先讨论了东盟的治理框架通过怎样的演变来实现其区域一体化议程,之后研究了东盟合作发展倡议以及“监测”在确保这些倡议与东盟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概念的一致性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随后,本文更深入地分析了东盟目前的监测和评价机制。此外,东盟在对发展合作的监测与评价方面存在不足,因其不能定义成功的指标和获取机构学习的机会,也不能有效地将执行监测和结果监测相关联。本文对此也进行了解释。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提出了6项具体改进措施,主要涉及改进数据的收集、分类和传播方式。
文摘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1997年宪法》及其最新选举制度制定出台,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迅猛崛起,2006年军方发动政变,地方一级的政治格局与权力平衡由此发生巨变。他信雄心勃勃,志在垄断政治市场,给选举竞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迫使省府大佬们纷纷采取暴力策略以打败竞争对手。其后果是,对选举暴力的供求程度同步攀升,正如我们在2001年与2005年两次大选中所见。2006年政变之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态再次经历重大变迁。由于皇室与军队联合干预选举过程,加之意识形态政治(ideological politics)不断崛起,省府大佬们受到压制并被边缘化,对暴力的需求走低。因此,2007年和2011年两次大选中暴力事件减少。目前泰国选举政治及其暴力范式正处于转型当中。新的元素已经出现,但是旧的秩序尚未被完全取代。省府大佬实施私刑这一现象源自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秩序。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世袭体制,并且大幅减少在"政府分肥与利益分配"(government spoils and rent-distribution)问题上的个人争斗,这种令人不安的现象才会完全消除。
文摘本文研究泰国自1992年以来的政治格局变迁。为此,本文对有关民主化文献进行重新评估,以利于理解泰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之间关系,并对激进主义组织体系近年出现的分歧进行探讨。以上同步分析表明:1)这些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献本身就带有政治性;2)这一特征掩盖了激进主义群体内部不断加深的分裂,而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群体在围绕民主政治问题上构成了公民社会。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将细述他信(Thaksin)创建的交叉治理领域及其对城市激进主义分子结盟的影响。治理架构的这些变化,通过社区组织发展协会(CODI-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Institute)等新的国家机构对资金重新定向,削弱了许多早期激进群体的既有权势。这种治理架构的变化也揭露出以这一治理贫民的长期项目为中心的各种权力关系,而许多公民为了得到国家给予的好处不得不与其打交道。尽管许多公民仍然参与这些项目,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别处发声呼吁政治自治。对于这些分歧以及泰国更大的政治困惑而言,危险的并不是公民社会的界限问题,而是围绕谁才是合适的政治主体以及什么才是正当的政治这两个问题所产生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