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孢子虫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和大熊猫中感染的研究进展

隐孢子虫病(Cryptosporidiosis)为一种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广泛发生于人、家畜和野生动物等。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野生动物隐孢子虫病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从流行病学、基因分型等方面总结了隐孢子虫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和大熊猫中感染情况的研究进展,探讨了非人灵长类动物及大熊猫隐孢子虫病的公共健康危害,为深入研究珍稀野生动物隐孢子虫感染提供参考。

西南部分地区圈养非人灵长类贾第虫感染情况调查及多位点基因序列分析

为了解西南部分地区非人灵长类贾第虫的感染情况及其集聚体和基因亚型分布,收集了西南地区部分动物园、养殖场以及试验动物养殖基地的207份猕猴、长臂猿、金丝猴和食蟹猴新鲜粪便,采用饱和蔗糖漂浮法处理样品,提取DNA,经巢式PCR扩增β-giardin(bg)、tpi和gdh基因,扩增产物经测序后进行分子生物学分析。结果表明:西南部分地区圈养非人灵长类贾第虫感染率为7.73%(16/207),16份阳性样品均为集聚体B(assemblage B)。感染的品种包括猕猴、长臂猿及食蟹猴。长臂猿感染率最高(38.89%),不同品种非人灵长类贾第虫感染率差异极显著(P<0.01)。所有阳性样品均成功扩增出bg、tpi和gdh三个基因的特异性产物。多位点基因序列分析和种系进化树分析结果显示,bg及tpi基因位点多态性变异明显,gdh位点多态性变异较小。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西南部分地区非人灵长类所携带的贾第虫具有人兽共患风险。

小相岭山系大熊猫廊道规划

廊道能有效地增加栖息地斑块间的大熊猫种群交流,降低种群灭绝的风险。小相岭山系是现存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少的山系之一。通过MAXENT(Maximum Entropy)分析,发现小相岭山系存在7个相对隔离的栖息地斑块,栖息地破碎化严重。为了增加小相岭山系大熊猫种群交流,利用最小代价路径原理和电流理论,从保护管理角度出发,在该区域划定了9条连接大熊猫栖息地斑块的廊道。其中紫马-麻麻地廊道连接该区域面积最大、大熊猫痕迹点最多的两个栖息地斑块,生态意义重大,建议优先建设该廊道。此外,研究划定的多个廊道彼此邻近,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将这些极其邻近或者重叠的廊道合并,并提出"廊道群"的概念。廊道群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极其相邻的廊道构成的网状结构,廊道群作为景观上的网状结构,能同时连接多个栖息地斑块,更有效地增加多个栖息地斑块间的种群交流。由于农田的挤压,部分廊道难以达到大熊猫廊道的最低宽度需求(2230 m),制约了其生态效应的发挥,建议在以后的保护工作中探索农田区域的栖息地恢复方式。

大熊猫布鲁氏菌病、弓形虫病以及心丝虫病的血清学调查研究

为摸清大熊猫布鲁氏菌病、弓形虫病以及心丝虫病的血清学感染资料,采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试管凝集试验以及外膜蛋白BCSP3基因PCR扩增检测布鲁氏菌病;同时采用弓形虫间接血凝试验和犬心丝虫抗原快速诊断对样品进行检测。结果表明,6只大熊猫RBPT检测为阳性,进一步采用SAT和血液细菌BCSP31基因PCR扩增结果均为阴性,排除了布鲁氏菌感染;大熊猫蜀兰弓形虫抗体检测呈阳性,复查也为阳性,表明存在弓形虫感染;所有大熊猫心丝虫抗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表明无心丝虫感染。本次检测的3种疾病中,仅发现1只熊猫(蜀兰)存在弓形虫感染,布鲁氏菌病和心丝虫病均为阴性,表明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内大熊猫疾病的预防工作成果显著。

感染鸟类的主要隐孢子虫虫种和基因型研究进展

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属原生动物门，顶端复合体亚门，孢子虫纲，球虫亚纲，真球虫目，艾美球虫亚目，隐孢子科，隐孢属。

圈养大熊猫发情期间行为变化和活动节律研究

在发情期,对动物行为时间分配和活动节律的认识将有助于濒危动物繁育质量的提高。大熊猫为季节性单次发情动物,雄性发情期可持续30 d左右,而雌性大熊猫为几天至十几天,高峰期仅为1--3 d,且有与雄性不同步发情的现象。因此,进行发情期行为学方面的研究则显得尤为重要。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和全事件记录法,于2013年3月1日—4月30日对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8只发情期大熊猫进行行为时间变化和活动节律研究,每只每周记录2 d数据。结果表明：休息行为是发情期最主要的行为方式（雄性约46%,雌性约53%）,其次是摄食和运动行为,而探究、求适和发情行为则较少,发情行为主要出现在00∶00—03∶00、09∶00—11∶00和15∶00—17∶00等3个时段,可配对交配;发情期雌雄个体在休息、求适、运动和发情行为上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在探究行为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摄食行为上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且发情、探究行为与运动行为呈显著正相关（P〈0.01）。对发情期圈养大熊猫昼夜活动行为的研究将为大熊猫的人工繁育及其配种提供行为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小熊猫育幼期间时间分配、活动节律以及育幼行为的研究

育幼期是动物生长发育和繁衍的关键期,而产后30 d幼仔死亡率高发,是为其存活的关键时期。通过研究母体育幼期间的时间分配,活动节律以及育幼行为,将有助于提高其成活率,以及种群数量与质量。小熊猫的育幼期间的时间分配与活动节律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和全事件记录法,对2013至2016年期间4只育幼期小熊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休息行为(58.32%±1.78%)是主要表现形式,其次为育幼(20.43%±2.39%)、探究(6.89%±0.71%),运动(6.27%±0.88%)、求适(5.59%±0.69%)、摄食行为(2.49%±0.56%);2)育幼行为仅在01:00~5:00较低,摄食行为主要发生在19:00~21:00和01:00;3)育幼与摄食、运动、求适和休息显著负相关(P<0.01);而运动与摄食、求适行为显著性正相关(P<0.05);4)在育幼行为中,舔仔的发生频率最高(68.64%±3.02%),其次为哺乳行为(23.45%±2.71%)。

圈养大熊猫初生幼仔声音通讯行为研究

对很多动物来说,特别是刚出生的、视觉、身体运动能力等发育不健全的幼体,声音信号的识别与传递是其种群长期续存的重要保障。由于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新生幼仔不具备自主移动能力且双眼紧闭,主要依靠声音与母体进行交流,因此,利用Shure VP89M指向性麦克风和Tascam DR-100MKII录音设备对0~45 d大熊猫幼仔的声音进行采集,在Adobe audition 3.0内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同时,利用焦点动物取样法对哺乳期雌性大熊猫的行为进行详细记录。研究结果发现,1)大熊猫幼仔的声音主要为Squawk、Squall和Croak。Squall基频值(1160.96 Hz±224.99 Hz)和主频值(2239.94 Hz±742.73 Hz)最高,Squawk的基频值(820.53 Hz±160.45 Hz)和主频值(931.98 Hz±435.12 Hz)次之,而Croak的基频值(728.74 Hz±120.34 Hz)和主频值(735.92 Hz±138.48 Hz)最低;2)幼仔发出叫声后,母兽的回应率和行为类型均随叫声类型不同而不同:母兽对幼仔叫声的回应率为62%,其中Squall的回应率最高(67.4%),回应的行为以舔仔为主;其次是Croak(59.0%),以舔仔为主;而Squawk最低(57.8%),以叼仔为主。大熊猫幼仔初期仅仅依赖声音与母体交流,在充分了解其声音特征的基础上,掌握幼仔与母兽间的互动行为,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圈养大熊猫的育幼行为,为育幼过程中的人工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大熊猫粪便类固醇激素的保存时效性及检测准确性研究

对大熊猫类固醇激素的监测有助于了解其生存环境的状况,然而,野外采集的粪便样品的时间尚缺乏准确估计,因此,样品中有效保存的时间与分析量是否对检测结果具有影响尚不得而知。为评估样品分析量和保存时间对野生大熊猫粪便样品类固醇激素结果的影响,我们设置0.5g和0.2g两种样品分析量,以及模拟野外温度(13±2℃)环境下,进行连续360 h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样品分析量(即0.5g和0.2g)间差异显著(p=0.000),且分析量越大检测结果越准确。雄性大熊猫的皮质醇可稳定保存48h(F=6.08,P<0.05),睾酮未出现显著性变化(F=0.813,P>0.05),结果在360 h内具有可比性;雌性大熊猫的皮质醇可稳定保存72 h(F=5.96,P<0.05),孕酮可稳定保存48 h(F=2.365,P<0.05)。在实际应用中,对于非新鲜的大熊猫粪便样品应根据不同检测目的在样品保存的有效期内进行类固醇激素的准确检测。

大熊猫双胞胎发生相关因素的分析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年龄、胎次、妊娠天数、配种次数与方式、雌激素等因素与大熊猫双胎发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双胎发生率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胎次的双胎发生率的差别具有统计意义(P<0.05);产单胎的大熊猫平均妊娠天数(142.33 d±21.03 d)显著大于产双胎的妊娠天数(131.63 d±25.10 d)(P<0.05);不同的配种次数对双胎率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配种方式对双胎率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自然交配与人工授精共同采用的混合配种方式的胎产仔数(1.62只±0.49只)显著高于自然交配的胎产仔数(1.41只±0.50只)(P<0.05);产双胎的雌激素水平在-130 h至+25 h内极显著高于产单胎的雌激素水平(P<0.001),并且产双胎的雌激素峰值水平(221.82 ng/mg±36.14 ng/mg)极显著高于产单胎的雌激素峰值水平(143.33 ng/mg±16.95 ng/mg)(P<0.01)。

利用红外相机研究新龙县食肉目兽类及其猎物的时间生态位特征与重叠

为调查和研究食肉目Carnivora兽类与其潜在捕食对象的时间生态位特征及重叠,2013年1月-2014年12月在四川省新龙县西南部布设红外相机,累计收集到独立有效照片4 148张,共记录17种哺乳动物(狼Canis lupus、赤狐Vulpes vulpes、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金钱豹Panthera pardus、黑熊Ursus thibetanus、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黄鼬Mustela sibirica、猪獾Arctonyx collaris和香鼬Mustela altaica 9种食肉类动物,以及灰尾兔Lepus oiostolus、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猕猴Macaca mulatta、马来水鹿Cervus equinus、野猪Sus scrofa、隐纹花松鼠Tamiops swinhoei)和鼠科Muridae未鉴定到种的动物。通过计算相对多度指数、时间生态位宽度及重叠指数,分析各物种间的时间分化及关系。结果表明:1) 18种兽类在生长季的相对多度为156.26,非生长季为151.48;2)除黑熊在非生长季的生态位宽度小于0.5以外,其他动物在生长季和非生长季的生态位宽度都大于0.5;3)生长季,灰尾兔与马来水鹿的时间生态位重叠指数最高(0.939),其次是黄鼬与香鼬(0.918),再者是香鼬与猕猴(0.873);非生长季,毛冠鹿与马来水鹿的时间生态位重叠指数最高(0.933),其次是马来水鹿与狼(0.862),再者是毛冠鹿与狼(0.853)。本研究初步探讨了新龙县大中型食肉目兽类及潜在捕食者在时间生态位上的分化与重叠,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该区域内各物种的种间关系与共存机制,为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本底资料,也为该区域动物保护和管理提供依据。

大熊猫双胞胎行为节律特征的研究

动物的行为模式往往受其遗传物质的影响。为了了解遗传因素对大熊猫行为的影响,2018年2月-6月,采取焦点动物取样法,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选择3种类型(单胎、同卵双胎和异卵双胎)的10只大熊猫幼崽进行研究,每日对单独个体进行2次150 min的观察。结果发现:(1)所有幼体的行为均以休息为主,占58.9%,摄食次之,占21.1%,其他行为占20%(移动、玩物、自我嬉戏、相互嬉戏、母幼嬉戏分别为4.0%、0.6%、6.7%、7.0%和1.7%);(2)与双胞胎幼体相比,单胎类型个体的休息和自我嬉戏的时间均明显要多些,分别为77.4%和7.7%;(3)不同类型的双胞胎相比,同卵双胞胎的休息、玩物、自我嬉戏时间均多于异卵双胞胎,相反,摄食、移动、相互嬉戏和母幼嬉戏时间则明显少于异卵双胞胎。因此,3种类型的大熊猫个体在行为模式上是具有一定程度差异的,而这种差异或许是受到其遗传因素的影响或作用。

岷山山系南端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分析

基于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野外分布数据及环境变量,利用MaxEnt模型对岷山山系南端的大熊猫适宜栖息地分布进行了预测及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内有大熊猫适宜栖息地330.9 km^2,占研究区域内保护区总面积的23.2%;并且龙溪虹口-白水河-九顶山一线的大熊猫的栖息地存在一定的破碎化现象。建议继续加强对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增进各相邻保护区间的沟通交流、数据分享,更准确掌握、了解该区域大熊猫的动态。

野化培训大熊猫的生境利用和空间格局

了解动物栖息地和空间利用模式是开展野生动物放归自然的重要前提。为明确野化培训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在野外环境中生境利用特征和空间格局,本文以2只野化培训大熊猫为研究对象,基于其野外GPS项圈数据,通过数字高程模型(DEM)、动物移动模块等工具分析其在野外环境中栖息地利用状况。结果表明:随着在野外环境时间的增加,2只大熊猫由低海拔西南坡的阔叶林逐渐向高海拔南坡针阔混交林区域移动,且坡度利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均偏向在17°~20°的平缓区域活动。在野外环境的最初一个月,2只大熊猫平均日移动距离较大,之后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2只野化培训大熊猫在野外环境初期,活动区域大小随时间的变化而呈现出无规律的变化趋势,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3~4个栖息地斑块,且斑块间面积和距离各异。因此,认为野化培训大熊猫在野外栖息地环境初期属于不稳定的随机选择模式。

犬布鲁菌病的流行病学、诊断与防控研究进展

布鲁菌病（Brucellosis,简称布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人兽共患传染病,能感染家畜、野生动物和人类等[1]。

犬瘟热病毒体外感染人源细胞的分子研究进展

犬瘟热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CDV)是一种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对犬科动物造成严重危害的烈性传染病。近年随着CDV在灵长类动物中暴发,研究者开始关注CDV是否具有潜在感染人的风险。目前虽然无直接证据证明CDV可在人体内定殖,但CDV在体外能感染人源细胞,且人体内CDV关键受体SLAM和Nectin-4与灵长类动物具有极高的同源性,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CDV对人类的潜在威胁。本文对CDV分子结构特征、CDV感染宿主靶细胞过程、CDV入侵宿主所需关键受体以及CDV野毒株体外感染人源细胞等方面进行综述,分析CDV对人是否具有潜在感染的风险。

腹泻犬中细小病毒携带情况以及VP2基因进化分析

为了解四川省部分地区腹泻犬中细小病毒的感染情况以及VP2基因的遗传变异情况。从四川省部分地区收集了50例疑似CPV感染的腹泻犬粪便,对标本采用PCR扩增VP2,并对VP2基因全序列进行测序分析。PCR检测阳性标本19份。序列分析显示,15份扩增出VP2基因全序列标本均为CPV-2a型,聚类分析显示全部序列聚类在同一分支,本次研究的四川省部分地区流行的CPV均为CPV-2a型。可推测目前四川省部分地区所常见的CPV流行株依然以CPV-2a型为主。本次试验所扩增的15份CPV阳性标本与国内外传统毒株有着极高的同源性,提示目前四川省部分地区CPV还未出现重大的变异情况。

大熊猫GPS项圈行为数据的分类阈值

在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研究中,利用GPS项圈研究活动节律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对GPS项圈行为数据的分类阈值一直缺乏研究,导致了大熊猫个体活动节律分析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本文以半野化过渡训练区内2只佩戴GPS项圈(Lotek_7000 MU)的大熊猫("倩倩"与"和盛")为研究对象,通过监控视频观测获得休息与活动行为时间段,对比同期利用GPS项圈行为数据计算得到的运动指数,采用正判率最大化策略,确定大熊猫休息和活动两类行为运动指数的行为分类阈值。结果表明,大熊猫休息状态和活动状态运动指数的行为分类阈值为32,而之前研究中采用0作为阈值。以32为阈值对行为分类,其中,休息行为正判率为98.23%,运动行为正判率94.48%;而以0为阈值,休息行为正判率为100%,运动行为正判率77.34%。利用阈值32和0对两只大熊猫19 d的休息行为和活动行为进行分类识别。以0为阈值时,大熊猫日平均活动率("倩倩"为59%;"和盛"为70%),高于以32为阈值得到的日平均活动率("倩倩"为54%;"和盛"为50%),这表明以0为行为分类阈值时,会高估大熊猫活动率。

两例小熊猫疑似布鲁菌感染的鉴别诊断

为了研究小熊猫这类野生动物是否存在布鲁菌感染,采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PT)、试管凝集试验(SAT)及BCSP31-PCR对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小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产房饲养的小熊猫进行了布鲁菌病的血清学及分子生物学调查。结果表明:有2只小熊猫RBPT检测阳性,表示疑似布鲁菌感染,而进一步采用SAT及BCSP31-PCR诊断为阴性,排除了RBPT检测为阳性的2只小熊猫感染布鲁菌的可能性。说明RBPT存在假阳性结果,临床诊断此病时应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等进行鉴别诊断。

矮竹扩繁引起的亚高山针叶林退化导致土壤钾和镁流失

为明确矮竹扩张引起的退化演替对亚高山针叶林土壤钾(K)和镁(Mg)含量的影响,针对原始亚高山针叶林(原始林)、次生针阔混交林(次生林)和冷箭竹(Arundinaria faberi)灌丛(竹灌丛),进行了群落多样性、凋落物和土壤氮(N)、K和Mg含量以及土壤pH、有机质(SOM)含量等方面的比较,并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分析了影响土壤K和Mg含量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物种个体数、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随着森林退化演替而显著降低;(2)凋落物未分解层和半分解层的T_(Nlitter)、T_(Klitter)和T_(Mglitter)含量在不同退化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原始林最高,竹灌丛最低;(3)随着森林退化演替至竹灌丛阶段,SOM、TN_(soil)、AN_(soil)、TK_(soil)、AK_(soil)和TMg_(soil)含量显著降低;(4)土壤N、SOM是影响土壤K和Mg含量的主要因素,其次是群落多样性;TN_(soil)对于TK_(soil)和AK_(soil)的贡献分别达到57.0%和48.0%,SOM对于AK_(soil)的贡献为35.9%,而AN_(soil)对于TMg_(soil)的贡献则为47.1%。因此,矮竹扩张引起的亚高山针叶林退化演替不仅降低了土壤C、N降低,还导致了土壤K和Mg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