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油气犯罪的现状、成因及防控对策探讨

当前,涉油气犯罪呈高发态势。犯罪分子盗窃破坏油气资源及生产设备行为猖獗,非法开采、倒卖、炼制原油行为屡禁不止,违章占压油气管线造成重大安全隐患,涉油气犯罪日益集团化、专业化、暴力化,已严重危及国家油气资源安全和油气田的生产秩序,且极易诱发危害公共安全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采用综合分析方法,对涉油气犯罪的概念进行了学理界定,以近几年来涉油气犯罪相关数据和典型案例为依据,从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法律滞后、宣传教育等方面探讨了涉油气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法律主导、综合治理的防控对策。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在于淡化犯罪标签并平衡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该制度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核心解读相关术语。目前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信息难以封锁、法律规定及有关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鉴于此,未来立法有必要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保密程序等外围制度为中心,理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监督与救济程序,构建弹性、递进式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犯罪预备“实行性”规则的释义与适用

刑法学界和实务界产生预备行为实行化以及形式预备犯处罚的主流解读,有违《刑法》第22条的规范事实,也导致实质预备犯的合理增设以及重大法益侵害紧迫危险的预备犯规制饱受预防刑法体系过度前置化之诟病。犯罪预备并非着手实行前的犯罪状态,预备行为本身就具备“实行性”客观状态,而并非由法律拟制或修正构成要件而来。犯罪预备“实行性”规则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犯罪预备行为实行性在于描述中立性的事实状态;其二,预备犯实行性在于确立否定性的价值评价。基于此,预备实行行为存在既遂、未遂、中止等犯罪形态。“行为具体性和危害直接性”的二元标准说应当作为预备实行行为的“着手”认定方法,这可以更为明确地防止一般性违法行为或者日常生活行为被纳入预备犯的规制范畴。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性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均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同时还具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每一商业贿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却积极追求并希望这种犯罪结果的发生。商业行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商业受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用职务换取财物。

商业贿赂犯罪的客观表现

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贿赂犯罪的最明显区别便是发生领域不同,商业贿赂犯罪仅仅发生在商业活动中。经济往来领域不如商业活动领域明确,不能用经济往来领域来界定商业贿赂犯罪发生的范围。商业贿赂所涉刑法罪名中"利用职务上便利"规定中的"职务"一词应作扩大解释,不宜作职务和劳务的区分,凡是能对商业交易产生实质影响的职务活动均能称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解商业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时,可把是否违背职责作为限制条件予以考虑,以体现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贿赂犯罪的区别,起到限制商业贿赂犯罪外延过分扩大的作用。

商业贿赂犯罪的现状与危害

商业贿赂十分普遍,权力集中部门容易成为犯罪高危区。商业贿赂手段多样,隐蔽性强,国家工作人员常涉其中,查处起来非常困难。商业贿赂犯罪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对我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未成年人犯罪动因及对策——以绵阳市涪城区调研为例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已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发群体。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重新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基因",有效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

论商业贿赂的刑法治理

为应对商业贿赂可能带来的危害,我国在经济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中规定了对商业贿赂的惩处。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在构成要件和刑罚设置上存有不足之处。从构成要件、刑罚配置等方面着手,严密刑事法网,宽严相济地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中外公务受贿罪与商业受贿罪之比较分析

公务受贿罪是对职务行为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的侵害,犯罪成立要件的设计应当体现“吏治从严”的刑事政策取向;商业受贿罪的处罚根据在于其所对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侵害,基于刑法对市场经济活动的有限干预原则,在犯罪成立要件的设计上应当体现出相对从宽的原则。中国刑法应当改变在公务受贿罪上的“吏治从宽”政策,借鉴国外及国际公约的立法例,缩小商业受贿罪的犯罪圈。

政务处分“法法衔接”的教义学分析

“法法衔接”是《政务处分法》制定和运行秉持的基本思路。在《政务处分法》立法完成之后,政务处分“法法衔接”的教义学分析才是国家监察体制实践的重大课题。政务处分“法法衔接”主要针对内、外部路径两个方面。其中,内部衔接旨在做好《政务处分法》与其他包含有专门性处分条款的各个部门法律之间的处分衔接,具体表现在政务处分权与处分权的关系、政务处分依据的违法行为的性质以及政务处分内部程序性事项的衔接。外部衔接旨在化解政务处分措施本身与其他法律部门惩戒手段的衔接问题,具体表现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政务处分程序、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政务处分构成要件以及政务处分从宽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

论破坏性采矿罪的认定

破坏性采矿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10多年来,该罪名适用并不多。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2008年1月我国对首例破坏性采矿罪进行宣判,使破坏性采矿行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具体认定破坏性采矿行为时,不能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简单的理解,必须对其作实质的解释和运用,对破坏性开采方法和危害结果必须坚持实质性的认定原则。

被害人补偿制度立法探讨

本文从制度发展史的宏观视角考察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及其与侵权行为法的互动关系,多角度论证我国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对于贯彻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和可行性,并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建立该项制度的立法建议。

二元制裁体系视角下“卖淫”新解

关于刑法中卖淫的含义,学术界和实务界早期存在广义卖淫说与狭义卖淫说的争论,两种观点各有缺陷,近期出现的中义卖淫说也没能平息这种争论。以刑罚与治安处罚并立的二元制裁体系为视角,宜将刑法中的卖淫界定为利用性交行为实施交易,将利用其他性行为实施交易界定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卖淫。同时,基于儿童利益保护优先原则,将涉及儿童买淫或卖淫的一切性交易行为纳入刑罚制裁体系。

刍议《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制度的完善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被普遍认为能够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行为的有效手段,其充分执行能最大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但由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我国尚属于新兴产物,其执行制度存在执行主体乏力、执行方式模糊、监督机制缺失等现实不足。只有通过《反家庭暴力法》自身的完善立法、加强机构组织的联动、加强法律法规的协调,为受害人提供可靠的维权载体,实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价值。

未成年被告人判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建构

在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决宣告前,由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专业系统分析,以供法院参考,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改过自新及健康成长。从调查人员、调查机构、调查内容、调查程序和调查方式等各方面建构,完善未成年被告人判前社会调查制度,并应用于司法实践,努力实现对未成年罪犯的挽救教育和再社会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实证研究——以S省C市为样本

我国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有近三年时间,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启动案件数量少、排除非法证据难、范围界定易混淆三大状况。究其原因,既有非法证据逐渐减少的内在必然性,又有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外在复杂性。为此,可以通过准确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健全非法证据的排除模式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方式等方法,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良性运行。

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文章围绕公司在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介绍并评析了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诉讼地位界定的相关立法与学说,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当公司认为原告股东的诉讼地位妥当并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可以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人的身份参加原告方追究被告的责任;当公司认为原告股东的诉讼行为不当且对公司不利时,可以辅助参加人身份辅助被告参加诉讼。

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及完善

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对传统司法制度文化的继承呼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出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纠纷处理方式,更好地解决各类纠纷。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依靠法院的有力推动,建立一套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并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保障措施。

医生、教师商业贿赂的刑法认定

对医生收取患者"红包"、教师收取学生"红包"案件要根据医生和教师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来定罪,但对医生、教师在从业过程中收取商品销售方财物的却一律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对医生、教师涉足商业贿赂案件的规定,突出了职权特征,淡化了身份特征。为销售方谋取利益作为一种主观要件,是医生、教师涉足商业贿赂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

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的嬗变论析

人民调解由传统社会民间调解演化而来,二者在文化传统、制度基础、功能定位、个体权利保护、运行机制等方面均有巨大差异,相比而言,人民调解制度有其重大创新。正确认识这些差异及创新,有利于排除民间调解的某些不良传统对人民调解的侵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在化解矛盾、平息纷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