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艾滋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 为探索四川省艾滋病综合示范区的艾滋病疾病负担,从艾滋病患者、其家庭及社会的综合视角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方法 采用文献回顾法、专题小组讨论法拟定艾滋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备选库,经过两轮德尔菲法进行指标筛选,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赋权。结果 19位专家参与咨询,权威系数分别为0.84、0.85,意见协调系数分别为0.228、0.152,其中15位专家对所有指标赋权,一致性比例CR值均<0.1,表明专家可信度较高、意见较为一致,最终形成由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艾滋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疾病个人负担、疾病家庭负担、疾病社会负担,其权重依次为0.332、0.218、0.451。结论 艾滋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内容适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为综合评价艾滋病防治示范区疾病负担提供了参考工具。

布拖县102例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效果分析

目的了解当地艾滋病(AIDS)患者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效果,分析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提高抗病毒治疗质量。方法定期随访监测HAART患者CD4T淋巴细胞,观察抗病毒治疗效果。结果在24个月随访监测期中,102例抗病毒治疗患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逐步增加,前3个月增加较明显(P<0.01),吸毒患者和性传患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1例病死患者CD4T淋巴细胞基线均数小于200个/μL,治疗3个月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基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该群AIDS患者HAART的免疫学疗效不理想。

成都市郫都区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知识及风险意识和行为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成都市郫都区流动人口艾滋病相关知识、风险意识和行为特征,为开展艾滋病干预提供数据基础。方法采用非概率抽样法,招募流动人口作为调查对象,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流动人口艾滋病相关知识、风险意识和行为情况,构成比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①"国八条"知晓率为42.1%,满分率为14.0%;整体知识知晓率为64.5%,满分率为8.3%。②61.8%的调查对象接受过预防艾滋病方面的宣传教育。接受宣传教育者,其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高于未接受者(P<0.05)。③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有感染艾滋病风险的比例非常低(5.4%)。④风险意识高者,与固定性伴近1次安全套使用率高于风险意识低者(63.5%VS 38.2%,P<0.05)。调整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后,风险意识是提高安全套使用率的保护性因素(OR=2.43,95%CI 1.36～4.35)。结论调查对象具有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低,风险意识差,安全套使用率不高等特点。宣传教育是提高知识知晓率的有效手段,风险意识对提高安全套使用率有保护作用。

四川省HIV抗体确证阴性和不确定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分析

尽早诊断HIV感染者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手段。按照现行《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20年修订版)》(简称《规范》)[1]的要求,针对个体的HIV临床诊断基本策略是:先进行HIV筛查试验,有反应样本再进行补充试验,补充试验阳性的可作出诊断。

四川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生存时间分析

目的了解四川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人群基本特征及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方法利用国家DataFax抗病毒治疗信息收集系统中四川省治疗数据信息,使用SPSS 13.0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纳入766例患者,基线CD4+T≤200个/mm3时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占68.6%(526/766);截止到2009年9月30日,共有114例研究对象死亡,其中82.5%(94/114)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于意外、自杀和其他原因的分别有4、3、12例;患者抗病毒治疗后1年的生存率为90%,2年生存率为85%,3年生存率为82%;含AZT方案/d4T方案患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的94例中,有82例开始抗病毒治疗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mm3,占87.2%,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mm3时开始治疗的患者占12.8%(12/94)。开始治疗时不同CD4+T淋巴细胞计数患者的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682,P<0.01)。结论四川省抗病毒治疗患者的生存率变化趋势与全国水平基本一致,根据WHO最新修订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纳入标准,需要提前感染者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时间。

四川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病人生存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四川省接受国家推荐治疗方案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善病人的生存状况,提高抗病毒治疗工作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国家统一使用的Data Fax抗病毒治疗信息收集系统中四川省治疗数据信息,使用SAS 9.1进行相关分析。结果通过筛选此次研究共纳入766例病人,截止研究结束时,有94例病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占12.3%。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表明,CD4+T淋巴细胞计数、基线有无肺部症状、确诊感染到开始治疗的时间,是病人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论结合抗病毒治疗后病人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在疾病早期开展治疗对病人有更好的生存意义。

四川省1995-2012年吸毒者艾滋病流行趋势分析

目的了解四川省吸毒者艾滋病流行变化趋势。方法收集1995年以来四川省艾滋病病例报告、哨点监测、疫情估计、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信息,分析吸毒者HIV感染状况与行为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结果随着吸毒者共用针具比例从2001年的58.20%下降至2012年的30.10%,HIV阳性检出率从2008年的15.68%下降至2012年的5.39%,新发感染率从2009年的4.14%下降至2012年的1.17%;凉山地区和非凉山地区均存在线性趋势;美沙酮门诊受治者的HIV阳转率也从0.70%下降至0.51%,但HIV阳转率与年份变化的趋势并不明显。结论全省吸毒者艾滋病疫情呈下降趋势,但凉山地区吸毒者行为危险因素有所增加,需强调干预的持续性和质量,美沙酮门诊在提供美沙酮治疗服务的同时还应强调门诊综合干预对受治者易感高危行为的改变。

布拖县艾滋病高流行地区HIV-HCV共感染患者HCV分子传播簇分析

目的了解凉山州布拖县特木里镇、木尔乡和九都乡(后称“两乡一镇”)HIV-HCV共感染人群中的HCV毒株亚型分布,分析当地HCV流行特征、传播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针对性的制定HCV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2017—2020年布拖县“两乡一镇”HIV-HCV共感染人群血浆,按照基因型检测操作规程,获得HCV基因NS5B区序列。用比对的基因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应用基因距离法构建分子传播网络。采用χ^(2)检验分析HCV分布情况,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分析传播网络中边数≥2的影响因素。结果HIV-HCV抗体阳性样本HCV NS5B区测序检测617份,成功获得序列324份(52.51%)。其中6u、3a、3b和其他亚型,分别为117例(36.11%)、87例(26.85%)、55例(16.98%)、和65例(20.06%)。在基因距离为0.015时,成簇数最多(20个),构建HCV分子网络,共计132条(40.74%)序列进入网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研究分子网络传播簇中边数≥2的影响因素,其他职业是农民的的0.34倍(95%CI:0.13~0.90),HIV治疗前CD4+T淋巴细胞在200~350个/μl是≤200个/μl的2.4倍(95%CI:1.08~5.34),感染3b亚型和其他亚型分别是6u亚型的0.221倍(95%CI:0.09~0.56)和0.428倍(95%CI:0.20~0.91)。结论凉山彝族地区HCV基因类型复杂多样,应加强6u亚型、农民的长期与动态监测,采取有效干预,精准防控。

四川省部分地区HIV-1感染者二线方案抗病毒治疗效果及耐药突变分析

目的分析四川省部分地区接受一线方案并发生耐药的HIV-1感染者更换二线方案后抗病毒治疗(ART)效果及耐药突变。方法采用队列研究方法,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接受一线方案发生耐药的HIV-1感染者随访2年,采用χ^(2)检验分析观察终点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病毒载量(VL)变化及耐药突变情况的差异,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更换二线方案且依从性较好的HIV-1感染者ART效果的影响因素。结果共招募HIV-1感染者737例,在持续保持较好依从性的情况下,及时更换二线方案HIV-1感染者持续CD4计数>200个/μl和持续病毒抑制的比例较高(P<0.05),其中基线不同耐药程度HIV-1感染者持续CD4计数>200个/μl和持续VL<200拷贝数/ml(持续病毒抑制)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更换二线方案后,部分蛋白酶抑制剂和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的耐药突变位点分别呈上升和下降趋势(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更换二线方案且依从性较好的HIV-1感染者中,未持续病毒抑制的影响因素包括母婴传播是异性性传播感染的3.01(95%CI:1.29~7.00)倍、未及时更换二线方案是及时更换二线方案的2.55(95%CI:1.41~4.62)倍、CRF85_BC亚型是CRF01_AE亚型的3.32(95%CI:1.49~7.42)倍。结论一线方案耐药差异不影响更换二线方案后的四川省HIV-1感染者ART效果;及时更换二线方案并保持良好依从性,有助于提高HIV-1感染者免疫水平和持续保持较低VL水平。母婴传播、未及时更换二线方案和感染CRF85_BC亚型是HIV-1感染者更换二线方案后影响ART成功的危险因素。

2011—2015年四川省男男性行为人群HIV-1新发感染率及流行趋势分析

对2011—2015年四川省9个市(州)艾滋病监测哨点的男男性行为人群(MSM)开展新发感染检测,估算该人群HIV-1的感染率和新发感染率。2011—2015年四川省MSMHIV-1新发感染率为5.16%(95%CI:4.65%~5.66%)。根据《中国艾滋病流行水平分类标准(试行)》将9个市(州)分为一类(即报告现存活HIV/AIDS数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0.1%及以上,报告现存活HIV/AIDS数达到500例及以上)和二类(即报告现存活HIV/AIDS数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0.03%~0.100%,报告现存活HIV/AIDS数达到100~500例),二类地区新发感染率为4.24%(95%CI:3.72%~4.76%)。四川省2011—2015年MSMHIV-1新发感染率较高,并存在疫情向二类地区蔓延的可能。

四川省CRF01_AE和CRF07_BC亚型HIV-1毒株耐药性分析

目的 分析2010—2013年四川省感染CRF01_AE和CRF07_BC亚型HIV-1毒株艾滋病患者的耐药情况。方法 于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其间四川省正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HIV-1病毒载量〉1 000拷贝/ml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各收集其血浆1.5 ml。采用自建基因型耐药检测方法进行HIV-1 pol基因区耐药检测，将发现HIV-1 pol基因区耐药的患者作为有效研究对象。本研究共成功测序1 213例患者的HIV-1 pol基因序列。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感染不同亚型HIV-1毒株患者的耐药情况。结果 1 213例成功测序患者中，558例（46.0%）的序列发生耐药突变，其中感染CRF01_AE亚型毒株患者为327例（58.6%），CRF07_BC亚型毒株为126例（22.6%），CRF08_BC亚型毒株为46例（8.2%），B亚型毒株为33例（5.9%），C亚型毒株为4例（0.7%），CRF02_AG亚型毒株为1例（0.2%），不详亚型毒株为21例（3.8%）。对CRF01_AE和CRF07_BC亚型毒株分析耐药突变分析，L33、F116、L74、Q151和T69耐药突变仅在CRF01_AE中出现，A71、K43和Q58耐药突变仅在CRF07_BC中出现；核苷类逆转录抑制剂（NRTIs）和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中，CRF01_AE亚型毒株高度耐药率均高于CRF07_BC、CRF08_BC、B亚型毒株，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四川省HIV-1耐药毒株主要以CRF01_AE、CRF07_BC亚型为主，且其耐药突变情况不同。

四川省雅安市嫖客HIV和梅毒感染状况及相关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四川省雅安市嫖客人群HIV和梅毒感染状况及相关危险行为。方法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在雅安市开展横断面调查，滚雪球法招募708例嫖客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嫖客基本人口学、艾滋病有关知识和行为学等信息，抽取调查对象5ml静脉血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利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结果708名嫖客中，≥50岁年龄组人数占51．27％（363／708）；汉族占99．72％（706／708）；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90．11％（638／708）；在婚／同居占74．15％（525／708）；每次均使用安全套占27．40％（194／708）。HIV抗体阳性7例，其中4例年龄≥50岁；检出梅毒抗体阳性病例7例，年龄均≥50岁；HI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均为0．99％（95％CI：0．30％～1．70％）；未发现HIV和梅毒合并感染病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首次发生商业异性性行为年龄〈30岁（OR=6．61，95％CI：1．09～40．18）的嫖客其HIV抗体阳性率较高。结论雅安市嫖客人群安全套使用率较低，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尤其是／〉50岁的嫖客文化程度较低，其经商业性行为感染HIV和梅毒的风险较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2004-2009年四川省淋病和梅毒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四川省2004-2009年淋病和梅毒的流行情况。方法对2004-2009年四川省法定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淋病和梅毒报病疫情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淋病总报告发病率从2004年的16.77/10万下降为2009年的7.52/10万。梅毒的总报告发病率从2004年的5.77/10万上升至19.63/10万;各型梅毒中,胎传梅毒的报告发病率最高,各年的报告发病率分别为8.30/10万、12.18/10万、20.37/10万、27.09/10万、42.64/10万和71.31/10万;而隐性梅毒的报告发病率上升最快,年均增长率为45.29%,且其渐成流行的主要类型。淋病报告病例数的男女性别比各年分别为2.94:1、2.87:1、3.46:1、3.34:1、2.87:1和2.43:1(P<0.01);梅毒报告病例数的男女性别比各年分别为1.45:1、1.41:1、1.18:1、1.15:1、1.03:1和0.92:1(P<0.01,2008年除外)。各年淋病和梅毒报告病例均集中于15～59岁年龄组,且在2009年之前该组发病率最高。但2009年梅毒的最高报告发病率出现在≥60岁年龄组,为230.72/10万;0～14岁年龄组梅毒的发病率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为76.13%。结论 2004-2009年,四川省淋病发病率呈下降趋势,梅毒发病率增长迅速。

四川省HIV耐药患者后续治疗效果和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四川省接受一线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失败并产生耐药的患者后续治疗效果和影响因素。方法以四川省2012-2014年间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并检测为HIV-1基因型耐药的HIV/AIDS患者为研究对象,以发现耐药时间点为观察起点,连续随访2年,采用秩和检验分析研究对象后续CD4中位数差异,采用卡方检验分析研究对象后续CD4上升≥50个/μl和病毒载量(VL)<400拷贝/ml的比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耐药患者后续治疗效果影响因素。结果357例符合研究标准,325例完成两年随访,观察起点、随访12个月、24个月的CD4中位数分别为206、233、242个/μl,其中观察起点和随访12个月差异秩和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0.02),病毒载量(VL)<400拷贝/ml患者数分别为0例(0%)、121例(37.23%)和179例(55.08%),相邻观察时间点差异卡方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5);随访12个月和24个月的CD4细胞计数上升≥50个/μl患者数分别为118例(36.31%)和130例(40.00%),差异经卡方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0.33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40岁、观察终点使用含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的二线方案是CD4细胞计数上升≥50个/μl的保护因素(P<0.05),无性病、观察终点使用含LPV/r的二线方案是VL<400拷贝/ml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四川省艾滋病一线药物耐药患者后续治疗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需加强免疫学恢复机制的研究;含LPV/r的二线方案可有效改善使用一线治疗方案失败并产生耐药的患者的治疗效果。

大专院校学生安全性行为决策能力干预效果评价

目的了解大专院校学生安全性行为决策能力情况,评价综合干预效果,为促进学生安全性行为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2019年9月选取成都某大专院校27个班的1179名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专题讲座、同伴教育方式进行安全性行为决策能力的训练。基线调查有效问卷909份,终末调查有效问卷1175份。分析干预效果。结果干预后,大学生艾滋病防范意识明显增强,首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和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明显提高,大学生安全性行为决策能力明显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开展基于安全性行为决策能力的综合干预,能明显提高大学生艾滋病防范意识、安全套使用率和安全性行为的决策能力。

凉山州布拖县艾滋病早期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分析

目的评价凉山州布拖县艾滋病早期抗病毒治疗的疗效。方法选择凉山州布拖县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开始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患者1 037例,按照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分为2组,早期治疗组为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mm3的患者(A组,n=459),延迟治疗组为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mm3的患者(B组,n=578),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满18个月后,在队列保持情况、治疗效果、药物不良反应等情况。结果治疗18个月后,在队列保持方面,A组和B组坚持治疗的比例分别为64.7%(297/459)和55.4%(320/578),病死率分别为6.1%(28/459)、14.4%(83/5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治疗效果方面,进行了病毒载量检测的患者中,A组和B组病毒抑制(病毒载量<400 copies/m L)率分别为64.0%(190/297)、63.8%(204/3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相比,A组和B组CD4+T淋巴细胞增长率分别为5.7%、3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凉山州布拖县艾滋病早期抗病毒治疗在病毒学方面是有效的,但CD4+T淋巴细胞的增长低于延迟抗病毒治疗人群;早期抗病毒治疗未增加药物常见不良反应的风险,可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中国5省份2011-2014年新发现HIV感染者检测阳性前配偶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检测发现前配偶之间HIV传播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2011-2014年云南、广西、四川、河南和新疆5省份新报告已婚有配偶的HIV感染者的信息，其中HIV双阳性夫妻中选择研究确定的先感染者。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检测发现前配偶之间HIV传播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应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分析不同年份HIV双阳性夫妻构成变化趋势。结果 共纳入新报告病例48 931人，其中24.6%（12 051/48 931）在首次检测阳性前将HIV传给了配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45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或民工职业、注射吸毒或异性传播途径感染、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自我报告非安全性行为者检测发现前发生HIV配偶间传播的比例较高。经异性传播途径感染的病例在检测发现前将HIV传给配偶的比例从2011年的28.9%（2 631/9 102）降至2014年的25.5%（3 009/11 787），传播比例缓慢降低。结论 不同特征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检测发现前将HIV传给配偶的比例不同，需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减少传播，重点是加强高危人群行为干预，促进艾滋病早检测，尽早将HIV感染者纳入随访管理系统。

年轻男男性行为者梅毒新发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 调查我国年轻男男性行为者（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YMSM）中梅毒新发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在YMSM人群中开展性病预防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以18 ～ 25岁YMSM且梅毒抗体检测为阴性者为研究对象,于2009年5至11月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在北京、上海、昆明、贵阳、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和南宁8个城市招募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1 037名,建立研究队列并完成基线调查,分别于基线调查后的第6个月和12个月进行随访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近6个月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同时,采集静脉血8ml,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测.采用x2检验比较基线与2次随访时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运用Cox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YMSM人群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在1 037名YMSM研究对象中,在第6、12个月随访时,队列随访率分别为79.85％ （828/1 037）和82.16％ （852/1 037）.在12个月的随访期间共新发梅毒感染39例,随访期间累计观察时间为1 106.67人年,梅毒新发感染率为3.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YMSM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以文化程度为大学及以上者为参考组,RR（95％ CI）：2.19（1.21 ～3.98）]、性取向为双性[以同性性取向者为参考组,RR（95％ CI）：2.19（1.21 ～3.97）]、HIV相关知识得分＜8分[以得分为8分者为参考组,RR（95％CI）：2.39（1.35～4.21）]、近6个月有多个同性性伴且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以坚持使用安全套为参考组,RR（95％CI）：3.10（1.39 ～6.91）].结论 我国YMSM梅毒新发感染率处于较高水平,且多性伴和高危性行为等危险因素广泛存在.

使用HIV初筛方法定性判断的可行性研究

目的分析使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金标法)和酶联免疫法(ELISA)试验定性判断HIV抗体检测结果的可行性。方法以凉山州越西县全人群体检HIV快速检测阳性者为研究对象,分两组分别进行3次金标法和ELISA法检测,将检测至少1次阳性样本进行HIV抗体确证检测(免疫印迹法WB),分析确证结果与3次筛查结果一致性。结果共收集样本1 181例,金标法和ELISA法试验组分别为459例和722例,金标法检测3次均阳性样本数450例,其中449例(99. 78%) WB法为HIV-1抗体阳性,1例WB法为HIV-1抗体不确定,经随访为HIV抗体阴性,并且该样本金标法反应强度与HIV-1抗体阳性样本反应强度较接近; ELISA法检测3次均阳性样本数703例,其中701例(99. 72%) S/CO平均值≥6,且WB法为HIV-1抗体阳性。结论使用ELISA法检测HIV抗体时,结合检测阳性次数与S/CO平均值可定性判断HIV抗体检测结果。

新注射吸毒者及长期注射吸毒者共用针具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新注射吸毒者和长期注射吸毒者共用针具的影响因素。方法对四川省注射吸毒者进行社区横断面调查。结果3852名被调查者中，注射吸毒史〈1年、1～3年和〉3年者最近6个月共用针具比例依次为19．9％、29．1％和36．3％。注射吸毒〈1年的被调查者共用针具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女性、少数民族、注射吸毒频率高、共用注射器／针头以外其他吸毒用具、有非固定性伴、固定性伴注射吸毒、未自愿做过艾滋病检测、招募年、招募地区；注射吸毒1～3年的被调查者共用针具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低、注射频率高、共用注射器，针头以外其他吸毒用具、有非固定性伴、固定性伴注射吸毒、未使用安全套、未参与技能培训、招募年、招募地区；注射吸毒〉3年的被调查者共用针具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低、注射频率高、共用注射器／针头以外其他吸毒用具、有非固定性伴、有商业性伴、固定性伴注射吸毒、未使用安全套、未参与针具交换、招募年、招募地区。结论新注射吸毒者和长期注射吸毒者共用针具及无保护性行为比例均较高，长期注射吸毒者较新注射吸毒者有更多共用针具行为和无保护性行为，针对两类人群的干预应有不同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