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治理:发展趋势、潜在风险与应对思路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现实应用喻示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社会治理领域的地位愈发重要,治理工具的范畴及国家安全治理的架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国家安全治理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会推动国家安全治理迈向治理过程数据驱动化、治理服务个性智能化、治理安全预测动态化。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领域的运用会带来三大安全风险,包括网络稳固性的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对政治秩序的潜在干扰,具体表现为网络攻击的转变、安全漏洞的扩散、信息操控、文化入侵、行业垄断和秩序干预。为应对上述风险,文章指出要构建网络安全规范体系以强化基础防御、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策略以引导关键领域、加强政治秩序安全防线以保障社会稳定。采取综合性策略后,可以有效缓解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治理的安全挑战,预防潜在风险,强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和韧性。

善治型安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

善治型安全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安全模式,其理论逻辑来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国家善治理论的扬弃,更是百年大变局的必然要求。其实践逻辑在于新中国的三个发展阶段: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对应的安全层次不同,先后形成了被动型安全、发展型安全、善治型安全。当前,我国急需从管控型安全模式向善治型安全模式转变,需要精准识别高质量发展中的安全风险,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为目标构建善治机制,针对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有效的安全治理。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研究——以制度变迁为分析框架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与创新是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途径,也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基础,更是国家良序、社会善治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推进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建设发展,须回溯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历程,从历史镜鉴中汲取经验教训。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可深刻认知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理论源流,也可以此为基础构建"外部环境—利益识别—主体互动—制度安排"中国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来解码这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宏观社会背景、制度结构、政府职能等外部环境的变动构成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对公共利益的识别与追逐是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内源动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协调体现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过程演绎,新的制度安排成为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归着点。

二战后日本生育政策转型分析及启示

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可以拆解为个体婚姻行为的变化(晚婚与不婚)与夫妇生育行为的变化(晚育与不育),个体婚姻行为变化对生育率的下降效应大于夫妇生育行为的变化。二战后,日本先后经历了弱管控、弱激励和强福利三次生育政策转型。自“1.57冲击”以来,日本生育政策的总体效果并不明显,主要面临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脱节、政策缺乏可持续性与公平性、政策实施受制于文化因素、政策反馈机制存在延迟性四个困境。基于日本生育政策转型有四点启示:政策制定逻辑以全过程化与整体衔接为起点、政策制定过程以可持续性与公平包容为方向、政策制定内容以性别平等与在地文化为基础、政策实施过程以数据监测与科技赋能为手段。

城乡社区集成治理创新研究——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针对社区治理资源的分散性与层级性,积极探索创新城乡社区的集成治理创新路径,不仅集成城乡社区治理的目标与职能,还集成社会治理机构与治理体系,以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从城乡社区治理问题的现实性、时代性与资源分散性等特点来看,集成创新不同程度地面临基层党组织资源统筹困境、集成治理的体制性困境和有效不足困境等。为了提升城乡社区集成治理创新效能,扭转集成困境,需要以党建为引领,提升城乡社区集成治理创新的资源统筹能力;以新需求管理为基础,破解集成治理创新的体制性困境;以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提高集成治理创新的有效需求,进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

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范式对西方经典理论的超越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西方社会经典贫困理论的根本差别在于理论范式的不同。习近平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和我国波澜壮阔的扶贫实践显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范式是“制度”范式,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超越了西方社会经典的贫困理论范式,表现在:第一,超越收入贫困理论范式,形成多维贫困观;抓住主要矛盾,实施精准脱贫策略。第二,超越能力贫困理论范式,形成脱贫能力观;以脱贫攻坚统揽发展全局,实施联动策略。第三,超越脆弱性贫困理论范式,形成区域贫困观;注重可持续发展,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策略。第四,超越社会排斥理论范式,形成共同富裕观;注重内在动力,实施群众主体策略。

论乡村治理的有效赋权——以A县扶贫项目为例

赋权的概念经历了从内在赋权(主观赋权)到内在赋权与外在赋权(客观赋权)并重的演变过程,内在赋权与外在赋权相结合才能形成有效赋权。有效赋权是指政府或其他组织赋予个人或群体资源性权利,在利用(分配、经营等)资源的协同过程中,不断增进个人或群体的能力,以此系统性地推进社区有效治理。研究表明,政府放权到底、社会组织精准指导、居民参与到位是有效赋权的基本条件;放权与规制的均衡机制、各方利益的联结机制、参与式发展机制是有效赋权的运行机制。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分别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与市民化程度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可干预型资本、自我建设型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关系的研究,指出"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重要因素,资本建设将大力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因而农民工社会政策应当由权益保障范式向资本建设范式转变。

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范式对西方经典理论的超越

一、对收入贫困理论范式的超越1.吸收收入贫困理论范式的营养,提出底线目标。收入贫困理论以经济收入的乏来界定贫困状态,认为贫困是由于经济收入不足而导致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收入贫困理论将贫困界定为物质性的绝对贫困,认为物质匮乏是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强调贫困的本质是物质短缺、经济收入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