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安机关如何适应“以审判为中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对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如何理解,如何认识,目前理论界、

公安机关在执法时要依法说“不”

【案例一】2016年2月2日，张某某报警称，其与中国工商银行绵阳市分行因劳务纠纷问题到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打官司”，2006年4月20日，涪城区人民法院判处维持原告中国工商银行绵阳市分行作出的解除与被告张某某的劳动合同，张某某认为原告中国工商银行绵阳市分行在诉讼中有伪造证据的行为.

浅谈《行政强制法》对公安执法的影响

“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不同法院打交道，但是他从出生报户口开始到死亡，都必须受行政强制权的约束”。这句话道出了《行政强制法》与百姓生活的关系。历经五审的《行政强制法》出台，并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是自1996年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之后，

关于“人民调解组织入驻公安派出所”机制的反思

调解矛盾纠纷，一直是基层公安机关特别是公安派出所承担的一项日常工作。当前，基层公安机关在公安部没有就公安行政调解工作明确规范的前提下各显神通，在调解机制上努力创新。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其种类较多，个别地区甚至将公安行政调解工作过分边缘化，背离了公安机关法定的主要职责。

浅谈公民见证公安机关执法

西方有这样一句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此经典法谚蕴涵了深刻的程序正义价值。“人不畏我严而畏我廉，人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安机关廉洁公正执法是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的基础。笔者以为，当前在创新社会管理伟业中创制公民见证公安机关执法，是公安机关公正廉洁执法与和谐警民关系的最佳结合点。

《行政处罚法》修订背景下公安行政执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机关执法工作既是一次新的挑战,也是一次推进执法规范化的机遇。公安机关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特殊机关。在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已经生效的背景下,公安机关执法面临六大“不适应”,需要及时转变固有执法观念,以勇敢面对问题的勇气和务实的行动,积极适应新法新变化,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对一起刑事复议案件办理的分析

复议是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做出的具体决定不服向原机关或上级机关提起的重新审查程序。刑事案件复议复核制度是具有我国特色的一项重要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安机关刑事复议、复核工作随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的贯彻实施而多样化、具体化。

违反“两居”疫情防控措施法律适用研究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年前年后,是人员密集流动的高峰期,这就造成近期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新冠疫情散发病例,使得疫情防范工作更加复杂与繁重。法律是维护疫情防控秩序的利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关于新《刑事诉讼法》证人保护制度设计

曾几何时，证人由“台前”变成了“幕后”，由“仗义执言”变成了“一言不发”。一时间“好人怕坏人，吃亏是好人”的恶性循环干扰着正常的司法氛围。

刑事侦查质量内控机制改革研究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冲击作为刑事诉讼河流上游的公安机关。刑事内控机制建设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和政策基础，事关刑事诉讼是否顺利完成，事关刑事诉讼河流不受污染。刑事执法内控制度制定先天不足，被基层民警认为是“二虎”（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纸老虎”、“死老虎”）。公安机关不能让预审成为僵尸法条，无论公安机关哪个部门牵头都有义务积极作为，不然将会失去预审权。笔者认为建立完善刑事内控机制，主要以预审为龙头，形成全体侦查人员、监督部门、各级领导共同参与格局。

“大数据+侦查”的法律边界思维

“数据权利被忽视”“公民裸奔”“网络侵害”已经是大数据时代严重违法不争的事实,老百姓已经对大数据产生一种恐慌心理。在运用大数据开展侦查活动时应当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应当具备“法律边界思维”。只有在法律框架内的“大数据+侦查”才是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才会有生命力。

关于《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教育培训新路径的思考

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信访工作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信访工作条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实施的前提在于宣传教育培训。《条例》培训作为“政治任务”,需要在教材编写、师资储备上下功夫,从“公安院校”“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公安民警”“公安信访民警”“信访人”五大类宣传教育培训。建立信访随岗学习制度、在信访接待场所设立执法观察站发挥“第二研究室”功能。

浅谈非法集资防控战役“三法”衔接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非法集资破坏了金融秩序，损害了群众利益。非法集资防控战役面临“准入”许可形同虚设、监督管理缺位、群众“主动”跳入“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引发“次生灾害”等困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行政的目的在于履职。面对非法集资社会公害如何“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在非法集资战役中“三法衔接”是可行之举，运用“刑罚”、“行政处罚”、“民事责任”三网过滤，提高犯罪成本，挤压非法集资生存空间。在法治轨道上挤压非法集资犯罪空间：依法界定和规范民间借贷、明确主管部门责任、综合治理、研发“三法”衔接平台、建立健全被害人救济机制、增强群众防范风险意识、完善受理机制、织密非法集资防控网。

深刻理解中国人民警察训词中的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训词-法治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是研究的基本思路。中国人民警察训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人民警察队伍的要求,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职的底线要求和最高标准,法治公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安工作中的行动路线。

浅谈侦查环节人民调解参与刑事和解

刑事被害人,希望犯罪人依法受到刑罚外,更为关心的是获得补偿。侦查环节人民调解参与刑事和解,目的是恢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并使犯罪嫌疑人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双方及相关诉讼参与人缺乏主动性、公安机关对刑事和解的案件不具有终结处置权缺乏主动性、缺乏刑事和解平台建设等问题导致侦查环节人民调解参与刑事和解没有得到发展:在刑事侦查环节中如何运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使命倒逼公安刑事执法必由之路。人民调解参与侦查环节刑事和解具有法律基础和实践意义。刑事和解充分体现出对当事人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谅解,可以增加被害人的满意度和安全感。

突发疫情期间拒不配合控制措施的法律应对

在抗击疫情中,如何把不规范的行为运用法律进行分析,需要执法者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加以研究.由于我国治安管理法律中对拒绝行为尚未明确可罚性、疫情防控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律规定模糊,当前正是疫情防控攻坚阶段,更加需要统一认识,明确执法重点和难点,笔者在文中对突发疫情期间拒不配合控制措施提出了应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