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王陵寝的视觉建设——视觉史视域之中北齐神武皇帝高欢(496—547)的魂魄冢

韩国学者认为北响堂山石窟北洞里的高欢陵寝上的“睡莲纹”的流行,与北齐皇室的“胡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笔者却认为这是为了“高欢陵寝”的视觉建设需要,是为了营造一种“天穹”之上的庄严。本文立足于“视觉史”的方法论,根据手头掌握的未曾公开过的新材料,将高欢的陵寝进行视觉重建,并且提出一个新的观念:这些奢华与繁缛的装饰,就其所处的高度而言,并不是给人间俗世所观看,而所谓的“睡莲纹”——其实就是侧面的“斧型”莲花,是为了给观看者营造出不可企及的崇高感,也是为了进一步建构高欢“魂魄冢”的需要。而建构“魂魄冢”的目的,则是为了与“转轮法王/累世成佛”模式进行意义关联。

郑道昭“无迹论”:话语建构及真实的书圣意义

从40余件四山刻石全部被视作郑道昭亲笔所为的书迹,到只有30余件,乃至于10余件被认为是郑道昭笔迹的论争之中走出来,笔者以为其实并没有一件作品是郑道昭亲笔书写的,这种现象可称作“无迹论”。那么,没有真迹的主持者郑道昭是否还具有“书圣”的意义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通过书刊行为,其将一座座山峦改变本来的意义(图1~图4),反而凸显出郑道昭真实的作用。这是可以对应现当代艺术之中的“大地艺术”“观念艺术”的思想层面创作判断。同时,这又是别于西方艺术纯粹的视觉张力的中国式的艺术方式。在此意义上,郑道昭创造了一种书法的新样式、新方法,也作出了对于书法史的真实变革。就此而言,对他的“北方书圣”判断才是恰当的。

僧安道壹入隋后书刊风格分析——以《曹植庙碑》为起点

在《清何以变凊——僧安道壹后期书刊系列研究之一》基础上,从清代以来金石学家的评论以及《曹植庙碑》(593)、《章仇氏造像碑》(589)、《白佛山造像题记》之间的地理关系上,揭示了三者均为僧安道壹所为的证据。

卓山新发现“文殊经”篇章初步研究兼谈“般若”刻石的真伪论争(上)

山东枣庄市中区卓山西峰东山门,发现了具有北朝僧安道壹书刊风格的“般若”刻石,不久,此刻石险被盗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山东省文物鉴定中心现场鉴定,认定是现代人“新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张强发表反驳意见,认定为僧安所书刊。2020-09-27,张强一行人前往现场考察,认定了确为僧安真迹无疑。随着考察的深入,张强与王子东又在卓山山顶发现了僧安的“文殊经”篇章,至此,则终结了有关的真伪论证。关于《文殊经》篇章,在僧安书刊生涯之中所占据的位置、书刊背景、数量、涵义等等,藉卓山刻经为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同时,对于目前过度“科学”的机械考古方法,进行了反思与讨论。

“清”何以變“凊”——北朝僧安道壹书刻研究之一

我們在北朝僧安道壹書刊的11處遺迹之中,均發現了"清"寫刻爲"凊"的情况。本文梳理了從北齊河清元年(562)到隋開皇十三年(593)31年之中,僧安道壹處心積慮地把"清"字改爲"凊",并認爲這并非偶然行爲。据此可以確認一系列刻石均爲僧安道壹的作品,僧安道壹書刻活動比原來人們認爲的要後延若干年,直至隋開皇十三年,由此尋求僧安道壹書法及相關研究的新突破。

僧安道壹身世新证

僧安道壹的身世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但无论是历史典籍、佛学僧传还是地方志书,皆没有正面文字介绍。《魏书》《北史》等典籍中有关于南北朝鲁西第一家族东平毕氏的相关介绍,其中关于“僧安袭爵于东平公”的记载及其它文献资料均指向毕僧安与僧安道一为同一个人。

新见北响堂“弥勒下生经”残石考及僧安道壹书刊概念发微

从新见流传的一石两面的两块刻经残石之中,识别出一面为《弥勒下生经》,另一面为《维摩诘经》,同时,在北响堂刻经洞前廊上发现了同样内容的残刻,三者恰好可以构成一个整体。这些均为僧安道壹(520—593)所为。继而,从书写与刊刻的两个层面入手,分析了僧安作品之中,其特有的表现语言,亦即石面之上平行的刀口为“书写性”,石面之下的空间形式为“刊刻性”,为进一步认识僧安的“书刊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