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参与”——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中的艺术参与

引言“介入性艺术”“参与式艺术”“协商艺术”“共生艺术”“公共社会美育艺术”最近几年来在国内大量涌现,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艺术参与现象。这一类艺术实践具备相似的特征:在形式上,它是指在特定现场开展的,艺术家与参与者共同完成的,混合媒介的事件性艺术。在内容上,这类艺术实践是指艺术家参与到特定的社会现场。

对作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的认知与中国画学体系建构

本文从对于艺术学作为学科意义层面上的认知,提示了"艺术学"的基本概念与含义,指出了艺术学作为独立学科意义上知识准备的重要性,同时也将中国画学作为独立体系建构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探讨。

张强艺术学体系:一个重构的学术语境

本文从艺术家个人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的双重经验出发,揭示了在当代学术工业的标准之下,虽然艺术有了基本的质量,但是,对于艺术学这样一个特定的独立"学科"而言,也可能因为标准的皈依,而失去其内在的独特性体验与思想的独创性。艺术家个人的经验在学术体系的建构之中,有何作用?"艺术学"学者应该有何种艺术感觉?中国古代的通达文史哲、演习诗书画的传统,在今日是否还有借鉴意义?文中,作者以自己在这两个方面的实践为例,重构了讨论的语境:当代学术背景之下,一个个人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情感转向”与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

“情感转向”是近年来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传统的艺术理论同样在“情感转向”下发生变化。首先,艺术理论的“情感转向”挑战了艺术的“意义表征”体系,使经典艺术理论发生了转向;其次,因为“情感转向”关注身体,所以它在以“意义表征”为核心的经典艺术理论话语范式转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再次,“情感转向”所形成的艺术情感理论从“元政治”角度重新定义“感性”的政治内涵,揭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或美学与政治的新关系,构建了批判理论时代之后的“艺术-社会”观,为“后批判”时代的艺术批评提供了有别于批判理论的另类视角。

视觉文化转向与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

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史的认知模型,它将对艺术作品的语义研究扩展为语义之外的语境研究,把探求符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转变为强调话语构型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这种艺术史的视觉文化转向影响了从现代主义雕塑到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与现代主义雕塑不同,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自足性不在于物质自足性。相反,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建构了一种以"剧场性"为核心的雕塑自足性话语范式。艺术家通过在剧场性中设计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和体制批判的观看权力,将对雕塑内部的语义探究转移到对雕塑外部的语境建构上来。可以说,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艺术史研究的视觉文化转向。

理据与耦合:图像研究的内部方面和外部方面

形式主义文论着手从目标侧将研究范围作内外划分,而结构本体理论着眼于整体内部的差异关系与转换关系,外部整体依然充当语用条件。图像研究兼及外部与内部,决定于整合性和分析性两种不同的逻辑指向的理据耦合,其分析单位的内涵扩展与外部研究后行程序之间的关联方法及其语用增益有待更为积极的理解。

事件性艺术的观念变革及其美学问题阈的构成

日常事件被视为艺术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一次日常的事件之所以会被视为艺术,涉及杜尚之后艺术观念的演变。这个艺术观念演变的过程是通过"艺术与美的分离""艺术作为一种命名",以及"作为施行的艺术"三个步骤得以实现的。这三个步骤分别包含了对康德"趣味判断"的突破;通过艺术作品的语境,即"艺术界"来命名艺术作品,从而使寻常物得以成为艺术;将艺术表达视为一种施行,从而将日常事件视为艺术。这三个步骤逐渐形成了杜尚之后艺术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同时构成了事件性艺术的美学问题阈。

东千佛洞第二窟真实名文殊曼荼罗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讨论了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东壁南侧之壁画,依据西藏《大藏经》中收录的《真实名成就法》,将此铺具有东印度波罗风格(Pāla)的壁画定名为"真实名文殊曼荼罗"。通过比较不同的西藏译本,本文认为东二窟"真实名文殊曼荼罗"壁画与西藏萨迦派的译师巴哩所传译本最为吻合,西夏此类图像可能是由西藏萨迦派僧人在西夏弘法时传入。本文还探讨了西夏流行的另一种真实名文殊图像,指出此种真实名文殊乃是《文殊真实名经》的人格化形象,并进一步讨论了西夏时代的真实名文殊信仰。

图像的形式研究与层析方法

图像形式研究是基于层次分化序列的结构系统分析活动,而分层的逻辑根据是作品内部不同认识水平上的单位锐度分解和结构组织范式。本文在层析的意义部分提出图像分层的技术必要性,在分层序列与层析单位部分,探讨和说明分层的观念系统、思想方法和不同层面上的具体分析技术。

刻板印象与老年歧视：一项有关公益海报设计的研究

公益海报常被用于社会动员,海报中的视觉呈现是一种社会印象的集中体现。四川美术学院曾举办过三次以关爱老年人为主题的高校学生公益海报设计创意大赛,以600多幅获奖和提名获奖作品为素材,可以集中讨论老年人形象的视觉化呈现。经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以负面消极的老年人形象和悲惨生活境遇作为艺术表现方式的海报占这些作品的大多数,而以正面积极和健康阳光的老年人形象作为创意手段的作品十分缺乏。这一发现说明,刻板印象极大地影响着海报设计者对老年人和老龄化过程的理解,同时也说明即便以悲悯情怀为依托的老年人形象塑造,也会受制于认知的片面性,从而有可能为偏见的蔓延和歧视的滋生提供条件。由此引发出一个深刻并具有广泛意义的警示,即是关爱老年人的社会行动,虽然需要深切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困境和身心健康问题,但不能以放弃积极老龄化的必要性作为代价。

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家窟”与“公共窟”——瓜州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构成再探

此文重新检索了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身份构成,认为此窟的性质是一个有浓重官方背景的"公共窟"而非通常认为的"家窟"。西夏占领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沙地区之后,统治该地区数百年之久的当地世家大族受到残酷战争的重创,已经无力继续作为开窟造像的中坚力量而被西夏政权的高官新贵所取代。西夏文武官员集合财力权力开创新窟,使瓜沙地区的西夏石窟具有了与前代佛窟不同的性质和功能。

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人工智能能够取代艺术家吗?

艺术概念的创新性要件与深度学习AI的"经验回溯"机制之间存在原则上的不相容性,所以像Alpha Go这样的人工智能体在原则上不可能在艺术领域取得对人类的绝对优势并取代人类艺术家。产生这个事实的原因在于深度学习式AI与人类艺术家的作品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来源,前者来源于被给予的有限样本范围,而后者则来自于人类艺术家的自由意志,而这种理解还牵扯到了更深层次上心灵哲学观点的论证。但同时,AI依然能够参与到人类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来并产生助益。

孙悟空形象与西夏民族渊源初探

今天定义在每个人记忆深处的猴头人身、紧箍、棍棒、手搭凉棚等孙悟空形象的构成元素,来自西夏民族和他们杰出的创造。在几百年间与外族的交战与融合的发展史中,西夏人通过与中原及外来的文化交流,将从印度进入西藏乃至羌人范畴的神话传说与中原地域的《取经诗话》重新加工,赋予猴行者一个英雄的民族形象,并保留了西夏人的发型、装束、兵器。伴随着西夏后期水月观音范式沿丝绸之路向内陆和日、韩的流行与东渐,其佛教史迹故事中的孙悟空形象也逐渐为人熟知,慢慢替代了南方城市由海路进入中原地域的、并无民族和文化背景孙悟空形象,并在这一时期最终成为定式,进入了明代人吴承恩的视野。

从往生到来迎:西夏净土信仰对西方三圣的观念与图像重构

隋唐以来,“西方净土变”特别是其中的“阿弥陀净土变”成为佛教艺术中最具有表现力的题材。其“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观念和净土世界中歌赋太平的舞乐盛世受到佛教信众的推崇,同时亦对“九品往生”观念趋之若鹜。晚唐五代,以引路菩萨为代表的往生图式表明了念佛者对往生有更进一层的意愿;12世纪以降,净土阿弥陀三尊腾云立姿图式开始流行,一改往生以“己力”为之的观念,将佛陀以愿力帮助往生之人、成就通往西方极乐净土的方便之道推向主旨,并使引波的概念进一步强化。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与愿印来迎”概念及图像范式,更是西夏佛教在对净土的诠释过程中形成的观念重构。通过佛教的东渐,这种西夏范式的影响广泛体现在南宋王朝以及12-13世纪日、韩净土宗的图式中。

丹砂之路——从贵州万山汞矿遗址申遗说起

丹砂是标志"中国文化"的典型性物质元素。将中华丹砂文化从"工业遗产"穿凿到"线路遗产"的研究过程,既是对全球遗产化新命题的呼应链接,也是对本土历史存在的追溯回归。丹砂之路的结构特征分析,揭示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才是华夏文明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因此,丹砂之路的遗产启示我们应该通过宇宙观的共识和认同,超越文化中心主义与地方保守主义的桎梏,激活线路遗产所承载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的良性循环机制,恢复重构一个和谐并充满活力的族群文化生态整体。

极少主义的意义表征与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的兴起

极少主义是诞生于战后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一场艺术运动。它是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但在极少主义初次登场的时候,艺术批评界却一度表现出失语,其中以格林伯格和迈克尔·弗雷德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形式主义批评家对极少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抨击。通过比较和分析现代主义和极少主义艺术的意义表征方式,我们不难看出,现代主义批评范式之所以在极少主义面前失语,原因在于两种艺术在意义表征层面的差异,即两者在表意形态和审美意义生成机制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用现代主义的批评范式来阐释极少主义自然就缺乏时效性和话语针对性。在某种程度上,极少主义的意义表征开启了艺术批评的转向,预示着现代主义批评范式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的兴起。

安公之碑——一个佛教大沙门的文本分析

就目前看来,僧安道壹的作品遗迹,主要在公元553-580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北齐到北周。直到1995年山东东平洪顶山僧安道壹作品的集中发现,其中包括丰富的题记与确切的纪年。由此兴起了对于僧安道壹作品研究的热潮。在其遗存的作品,题名《安公之碑》是其佛学与艺术思想、个人艺术气质的集中表现。本文将《安公之碑》从文本、话语、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于僧安道壹的思想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西南传统民间手工艺文化的立体化教学实践——评《传统手工艺的现代传承》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博大精深,其知识体系大体上包含材料、工艺和形态,以及由这些知识衍生的使用、保养知识与由之涵养的审美趣味、自然观和人生观。在以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手工业领域,因为手工艺往往蕴含了许多不确定性,也因之蕴藏了许多独特智慧。

文化自觉与身份认同:重庆雕塑的民族化探索(1940-1960)

雕塑的民族化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所经历的重要命题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重庆雕塑家对“雕塑”观念做出的反思以及持续性前往大足石刻进行的田野考察,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索了雕塑的民族化。他们借用西方的“雕塑”概念,重新“发现”和“书写”了中国雕塑的发展史。在创作上,他们自觉以传统雕刻技艺去融合欧洲以及苏联的雕塑方式。在教学上,他们试图建立具备中国传统艺术特色的教学体系。

海德格尔如何转化康德哲学

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问题的转化,主要表现在“存在”与“时间”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又体现在“此在”。“此在”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哲学的核心,不在于认识论或者知识论,而在于存在论,它涉及对于康德的自在之物的重新理解,这就将康德哲学平台的重心转移了。哲学思考的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关于存在的问题,而“存在”问题的重心,在于区分“此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海德格尔的哲学,正是探讨这种差异及其解释的哲学。在这条路径上,海德格尔与康德哲学拉开了距离,扭转了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思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