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模式研究——以中新天津生态城可持续发展建设为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其本质是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将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支柱的新型发展模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内在统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国一些地区通过实施绿色发展,已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双赢典型模式,如中新天津生态城可持续发展建设等案例,其经验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可资借鉴。

经济发展中的小经济问题

小经济的背后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问题,它在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业以及国家垄断经营行业中尤为突出。其存在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问题以及公众的发言权和监督权还未真正落实到位。小经济对国民大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解决小经济问题应利用现代公共治理理念规范政府行为,利用统一的税收和财政支出规范并调节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赋予公民监督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在垄断部门适当地引进市场竞争,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本文探讨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其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和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不同制度条件影响投资效率;高投资率不一定带来高增长率。

中国经济外部风险化解与应对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不断加大。为了应对来自欧美国家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中国必须开始理解并争取国际话语权。面对不可避免的普遍通胀,指出了中国将外汇储备变成能够抵御通胀的资产和更有效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无疑是中国化解外部风险的一个缺口。

“惠民保”发展模式研究

“惠民保”是在“政府指导、市场运作”逻辑下商业健康保险的一次产品创新和模式变革,是政府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本文对比分析基本医保、大病医保、百万医疗产品,认为坚持“普惠性”方向,围绕“价值性”与“可持续性”平衡机制,“惠民保”能紧密衔接基本医保,并实现保障结构的优化;梳理美国、新加坡案例,认为坚持普惠与有偿相结合可以促进供需循环,通过产品形态与规则的科学界定能确保交易公平性,通过专业与精细化管理赋能能实现可持续经营,应对参保率不足与死亡螺旋问题。中国“惠民保”模式开创了自己的特色道路,坚持走普惠型政企合作模式,形成更广泛的共保模式,以实现保险风控与普惠的平衡,使得主体职能边界日趋清晰,产品供给在区域整合中优胜劣汰。建议从顶层设计上坚定其“普惠”属性,从运营管理上提升多层次保障供给水平,丰富健康服务供给,拓宽健康生态合作,维系可持续健康发展道路。

中印发展潜力的比较分析

中国和印度的改革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不同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高增长来自高投资、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推动,而印度则更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带来的服务业出口以及国内消费的拉动。当前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抉择,互相借鉴对方的优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模式虽然获得了发展的奇迹,但是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与印度依靠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发展推动增长的模式相比增长潜力相对不足,但是基于索洛余值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法反映这点,通过对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的改进并对中印两国发展模式和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说明了这点。中国要想保持持续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成为必然。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政府协同行为研究

保障性住房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目标群体的广泛性决定了政策过程中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与合作。我国现行住房保障管理体制存在管理主体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决策"碎片化"等问题,导致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都出现了协同失灵的情况。需要建立完善的保障性住房法律体系,构建高规格、跨部门的协调机构,实现政策与管理并轨,搭建信息协同共享平台,提升保障性住房政策中政府协同治理的整体效能。

农民工培训的绩效挑战

农民工培训总体上受农民工欢迎,也取得了相当成效,还创造了若干经验。但现有的一些农民工培训脱离农民工需求实际,呈现比较明显的运动化、戏剧化特点。一些培训活动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实际绩效不佳,且使得基层政府与农民工疲于应付。农民工认为培训的覆盖率低,培训效果差,培训过程象表演,培训过程管理僵化死板,培训资源浪费严重。政府是培训的直接受益者,农民工没有得到真正实惠,培训机构双向谋利,政府的绩效管理副作用明显。因此,农民工培训需要新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关于乡镇改革历史进程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政权经历了不断变革,但是,当初预设的目标并未实现。一段时期内的县乡机构综合改革实现了乡镇扩权,但是,后来又趋向上级集权特别是条条集权,机构的扩张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因此,简政放权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乡镇政权建设并没有按照当初"党政分开"的设计推进,"党政合一"反而成为地方探索机构改革的创新之举。乡镇经济组织与党委政府实现了机构上的政企分开,但是整个乡镇政权的运行呈现出公司化特征,造成了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治理危机。持续而大规模的乡镇撤并取得了减少乡镇数量的效果,但是,乡镇运行机制的根本改变还有很多挑战。现在,乡镇政府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县级问题则不断突出。通过观察基层政府演变来认识整个政府体制存在的问题,探索今后基层政府的革新路径,是现阶段政府改革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信访问题:访民、官员与政府

信访为何变成了上访 周志兴：我原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信访局在我们单位对面，同事中很多人的家属就是信访局的。看着好像很边缘的部门，没想到现在权力这么大一请马教授先谈谈信访设立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信访变成了上访？马怀德：信访制度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设计的初衷是党和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了解社情民意。信访确实也发挥了这个作用，总要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要有对政府提意见的场所或者渠道。但是，信访条例实施近20年来发生了一定的变异，由信访变成了上访，由一种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变成了解决矛盾纠纷的渠道，特别是解决涉诉涉法争议的一个渠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变化？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中国老百姓遇有冤情、遇有难事的时候还是相信上级，相信党和政府，尤其相信中央，有一种朴素的“青天意识”、清官意识，所以愿意把这些矛盾纠纷递交到最高层。由所谓的“青天大老爷”加以解决。尤其是涉及一些政策性问题时，可能当地法院或者有关部门很难解决，老百姓就更愿意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所以上访主要原因是公众有这种需求，有这种愿望，也有这种心理依赖。

困局中的乡镇财政——10省区20乡镇的调查

在当前乡镇财政分税包干的体制下,乡镇政府财政状况具有很高的分化程度,穷者很穷,富者很富,但是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乡镇的财政很紧张,财政收入的结构性差异很大。

农民需要自由选择权

在特定时间条件下,农民们也许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哪一种制度安排对自己最有利。但是,如果有了选择的自由,有了反复摸索和试验的权利空间,他们就会逐步清楚,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精英理论的秉持者坚持以为,精英比农民更知道农民的需要,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农民接受,

农民的理性

只要农民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有决策权力,他们很快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1982年夏天,农村家庭承包制已经推进了四年,基本上普及到了全中国。这时,本人回家,看到家乡人民公社制度纹丝未动。这里是胶东半岛,是国内比较发达的农村,除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吃不上饭的情况。这里的农民颇引以为豪,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胶东比较富裕＂。

中国解决民生问题的路径选择与改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民生主张来自对传统文化中民生思想和国际视野下民生理论的继承和超越。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共建与共享双向促进、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渐进式中国式民生发展路径。为进一步改善和保障民生,在政府职能定位与绩效考评上,坚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并重;在纵向管理体制上,确保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在横向部门关系上,构建解决民生问题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在民生解决机制上,实现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我国政府预算公开的实践进展、现实差距与提升路径

预算公开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也是满足群众知情权、践行群众路线、建设透明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应有之义。近些年,在多方力量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政府预算公开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然而,与公众对预算公开的需求和期望相比,我国政府预算公开在内容维度、结构维度和时间维度仍存在较大差距。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政府预算公开的实践进展、现实差距、提出政府应当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预算公开的治理结构,实现预算公开的制度重构,出台预算公开的"国家级标准",拓宽预算公开的途径和载体。

平台重于周期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由10％左右下降到7％以下，这是一种增长平台的转换，主要有三方面因素：

防风险是亚投行第一要务

亚投行协定的签署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运营、创新以及风险防控,才是亚投行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们正式签署协定,亚投行日后的运营有了各方共同遵守的'基本大法',这标志着亚投行的筹建迈出最关键一步。但我认为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未来面临的挑战并不少。

健全适应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法制体系

今天占全球人口1／8的15个主要发达国家，消耗了全球的矿产资源的一半，也是全球环境污染的最大提供者。中国改革开放28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已近2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1700多美元，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同时，资源消耗也呈迅速上升趋势。中国资源总量较大，但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较低。中国的资源消耗已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突出矛盾，从而引起国内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