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信托制物业管理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物业管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物业管理以物业服务机构收取固定服务费用、自负盈亏的包干制为主,以按约定比例或者数额提取酬金、其余资金全部用于物业服务的酬金制为辅。高发频发的物业矛盾纠纷表明现有物业管理面临发展困境,鉴于此,北京、成都等地的部分小区以物业费等为基础设立共有基金,并以信托方式授权物业服务机构管理,推出了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有效破解了大量物业管理难题,创新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同时,信托制物业管理在推广中还面临社会认知度低、政策支持不足、利益群体阻挠等困难,须加强研究宣传、法规保障、主体培育和能力提升,更好释放信托制物业管理在社区治理中的效能。

长三角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维度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而且是推动区域统一市场建设的基础支撑。基于市场发展的内生需求,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公共服务组团发展、协同治理、资源共享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省市间公共服务资源、能力与水平的差异,区域内公共服务对所有常住人口均等可及的不足,以及公共服务区域统筹受到体制的限制,现有的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尚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在发展中推进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层次、分领域、分阶段稳妥推进,优先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医疗资源便利共享、社会保障区域统筹、养老资源普惠使用等方面进行探索,并积极鼓励跨区域公共服务主体或平台的培育与使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物业管理新格局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物业管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一环。好的物业管理对于构建宜居环境、推动社区治理、加强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人民对美好宜居环境和专业物业管理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服务供给间的矛盾凸显,成为新时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函须加强和改进物业管理,将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进行系统谋划,共建共治共享推进。

普通高校转型应用型大学:价值、挑战与思路

推进部分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对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人才供需矛盾、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进产教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转型试点在产出和经验积累上已有一定成效。然而,转型要达到预期效果还面临诸多挑战,表现为:各方认识不统一、产教融合仍存在体制障碍、转型所需政策配套跟进不足等。为推动转型,本文认为须重点从三个方面努力:引导社会转变教育观念,形成转型的良好舆论氛围;形成政府、产业、高校共同参与治理的体制;落实分类评价、资源保障等方面的政策配套。

跨区域发展与治理:欧盟经验及其启示

欧盟是世界上跨区域一体化发展与治理的典范,产生了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整体提升、贫富差距缩小等多方面效益。其主要经验包括:建立打破行政分割的多层次治理体系,设计统筹区域发展的财税和基金工具,循序渐进推进统一市场建设,通过公共服务一体化助推区域发展一体化。同时,欧盟一体化还存在因扩大过度、深化不足导致的统筹协调与危机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经验与教训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与跨区域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也表明了建立有力的区域协调与统筹机制的重要性。

补齐短板 加快养老护理人才职教发展

职业教育是培养养老护理专业化人才的主要途径。在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养老护理人才职业教育得到了中央和各地的高度重视,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应看到,当前我国养老护理从业人员规模和质量均难以满足老龄化进程带来的护理需求,这一矛盾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更加突出。有效扩大养老护理人才培养规模、提升培养质量,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的一项举措。要抓住“十四五”的时间窗口,加快发展养老护理职业教育,补齐短板,为构建“老有颐养”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做好充分准备。

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自治与管控——我国乡村治理的传统、影响因素与适用条件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形成了自治与管控两大重要传统,这两大传统受地丁主导的税收结构、无为政治理念、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儒法治理思想、多灾生态环境等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当前各地村民自治、合作互助、网格管理、"三治"结合等治理创新蕴含着这些传统元素,但是,要真正推动这些实践的制度化,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须认识这些传统的适用条件、环境及其运行本身面临的障碍,重要的是更加凸显政府的服务角色,促进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保护和激励新乡贤的社会参与意识,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用工的劳动保护和劳动关系治理

当前平台经济构成我国重要的新经济形态,平台用工日益成为重要的新就业形态。应看到,平台经济从业人员普遍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平台用工存在对劳动者社会保护不足的问题。平台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事实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以及平台用工法治建设的滞后,是平台用工劳动保护不足的两个重要原因。对平台用工应按照顺势而为、促进健康发展的思路,从注重鼓励转向积极规范和引导,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当务之急是加强适应数字时代劳动关系发展需要的法治建设,建立行业劳动基准协商机制,规范平台权力,促进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健康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同时,要适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尽快构建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保障平台用工尤其是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正当权益。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下意义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有着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的社会治理主张,表现为:在尊礼崇法中构建社会规范体系,将爱民养民、富民安民视为社会治理的民生保障基础,将教民化民作为基本思路,激励人们形成君子人格、平和的心态与积极参与的态度,孝悌伦理是儒家社会治理的根本。这些思想在我国传统治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契合社会治理的理念,对当前我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并提供了重要启示: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建立德法结合的现代社会规范体系,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创新儒家教化治理的形式,与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家风建设相结合。

闲暇参与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1年的数据,通过固定效应、Heckman样本选择、增长曲线、Cox风险模型对未观测异质性、样本选择性等干扰因素进行统计控制,就闲暇参与指数对老年人健康累计赤字、死亡风险的影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老年人闲暇参与指数越高,即越多参加各类闲暇活动,越有利于由健康累计赤字指数测量的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越有利于减缓老年人健康随年龄增长而恶化的速度。而且,老年人基期1单位闲暇指数的上升能够带来死亡风险11%的下降。闲暇参与所带来的身心活动、社会网络支持、自决与胜任感等可能是其影响健康的主要机制。为推动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建议从空间、组织、项目、经费、教育、激励供给等方面为老年人闲暇参与创造环境与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成就与基本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持续增强,公共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改善,社会矛盾稳中有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得到统筹推进,社会治理在秩序和活力两个维度上均取得重要进展。这些成绩得益于不断完善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由此基层治理创新得到不断鼓励,重大疫情防控能力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断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不断优化。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倡导寓社会治理于服务,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有力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有序。面对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社会治理应坚持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和智治支撑,持续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的趋势与挑战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自"社会治理"概念进入政策话语以来,全国各地进行了多样化的实践探索,社会治理创新呈现出基层化、组织化、服务化、智能化、信用化、制度化、法治化等发展趋势。同时,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也面临着理论认识、顶层设计、治理能力三大基础性挑战。基于发展差异,不同地区面临的挑战还呈现结构性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体现在"城-乡"、人口大量"流入-流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脱贫攻坚统领"、"文化融合-文化冲突"等维度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须重点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共治的稳定化顶层设计,同时应鼓励和支持地方进行问题导向的多样化自主探索。

社会治理实践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文章从政府治理能力、社会自我调节、社会保护网建设三个维度梳理了当前社会治理的国际实践及其特征,总结其趋势性经验及其启示。法治是牢靠的治理保障,开放决策是治理理念对政府的内在要求,公共服务是治理的重要载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探索可在不同层级进行,培育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全面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积极支持社会创新、促进广泛的公私合作是激发社会治理活力的必由路径。现代信息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契机。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须厚织社会保护网、珍视家庭价值,但具体改革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企业协同: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基本取向

技能短缺和职业教育质量不高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短板,而行业企业参与不足是职业教育发展诸多弊病的根源,主要表现为:学校主导的职业教育无法适应产业需求;企业参与的基本政策框架未建立;行业伙伴代表作用弱;政府主导的人才评价使用体系不利于提高技工待遇、拓宽技工发展通道。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借助新型学徒制、德国双元制和世行职教项目试点,我国已形成了一些充分发挥企业作用的有益经验。要再造职业教育,提升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其基本思路是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发挥企业协同作用,具体改革须从搭建校企合作框架、促进产教供需对接、赋予行业人才使用自主权、畅通校企间人员流转等方面着力。

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

社会企业作为同时具备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组织类型,在创新公共服务和活跃社会治理过程中相较企业、社会组织更具优势。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中的困境亟需加强社会企业的参与来破解。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引导、孵化、培育社会企业,其数量增长较快,作用发挥愈加明显,但社会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社会认知度较低、政策规范缺乏、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为创新我国社会建设方式,建议加强社会企业有关政策理论研究和社会宣传,加快出台国家层面社会企业发展的引导性法规的进度,明确法律地位、认定标准、发挥作用渠道和扶持政策,加大培育支持和宣传力度,强化人力、智力资源保障。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当前我国信访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及政策建议

信访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民主政治制度,在汇聚民意民智、维护群众权益、加强民主监督、促进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信访工作面临基层社会矛盾压力较大且多元化解机制衔接不畅、信访制度功能较多、信访事项分类分流不尽合理、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也产生了一定经济与行政成本。一些地方着眼于加强群众工作、建立协商评议机制、发展一站式网络化智能化信访平台,进行了有益创新,经验值得总结。当前加强和创新信访治理,要按中央对信访工作“三到位一处理”的总体要求,合理界定信访制度的功能,全面加强法治化水平,科学分类分流,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衔接,发挥网络信息技术支撑作用。

社会治理范围的模糊、清晰与泛化--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三种视角

社会治理的范围问题同时是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试图就此提供一个包含理论、政策与实践三维的分析框架。基于政策文本和省级党政部门的访谈分析发现,社会治理范围及其标准在三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学理层面,社会治理是一种多元共治的理想型组织架构,范围介于社会与公共领域之间。中央政策层面,社会治理范围比较明确,包括与社会秩序和活力相关的公共安全、矛盾化解、社会组织、基层治理四个核心领域。实践层面,由于地方政府认识、目标、主要矛盾、治理思路与手段的多样性,社会风险的遍及性,以及治理竞争的助推,社会治理通过多种路径实现范围的泛化。三者的差异是理解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而且交相影响推动社会治理实践动态发展。

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内涵、目标与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就此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地方进行了多样实践探索,学者进行了多方面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各方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千差万别,实务界在推进工作中也多有困惑,亟须从政策层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缘起、内涵、目标及路径进行系统探究和厘清,以更好凝聚共识、促进行动、达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