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口聚散规律和驱动因素研究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城市群发展方式更易实现的目标。影响城市群人口聚散的驱动因素有些方面与城市类似:可分为由资源环境决定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政策导向、公共服务水平等主导的外在驱动因素。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内在与外在要素分别通过内链与外链形成两条相互影响的驱动路径共同影响人口聚散;有些则不同: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可通过“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更易于克服内在和外在驱动因素壁垒,整体实现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更高配置效率。在对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及驱动因素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利用生产函数构建数理模型,引入资源要素与政策要素,并以首都都市圈中“一核两翼”结构为例进行了仿真分析,探究各驱动要素对人口聚散的作用强度与实现路径。实现人口疏解与承接的关键是提高城市间要素的可替代性与驱动弹性,城市群间可通过合作机制(借用规模)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城市群人口数量和分布合理化的思路:正确认识城市群人口承载力与城市功能定位的内涵;以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契机,强化市场作用,以产业合理布局带动城市间人口合理分布;改革管理体制,降低省际边界障碍和户籍障碍,推进城市群内部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均等化,促进形成与城市群和群中各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人口聚散形式。

茶产业全链条绿色发展思路——基于福建省和云南省的对比

通过产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存在地方政策、标准化发展、链条打造力度差异明显,品牌化发展相对散乱的问题。建议通过绿色发展、做强全链条实现内涵扩大式再生产的经验进行地方立法,引导各方面力量规范茶产业绿色发展;坚持茶产业一张绿色牌并理顺品牌和商标的关系;强化全链条质量督查制度并与品牌体系衔接;龙头企业及协会形成紧密联结机制,使产业全链条实现统一、联动。

国家公园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以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为例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明确“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许多地方领导因此认为国家公园会成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按国际惯例,保护指的是“conservation(Wise Use)”而非严防死守的“protection(No Use)”,国家公园最严格的保护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进行“Wise Use”。在各地生态保护红线都已落地的情况下,将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保护地整合设立为国家公园不仅不会带来额外的约束,反而为各地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提升资源价值、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提供了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基地与平台。上海建设生态之城,可以将长江口区域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江、海、岛整合为长江口国家公园,长江口国家公园的建设将使上海不仅整合出世界级的生态资源,还有了促进长三角生态一体化、带动长江大保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抓手,且能提升城市生态安全、利于“两山”转化。

知己知彼,百年不殆 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百年发展史看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立已近百年。对刚刚开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中国来说,具有借鉴意义。将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发展史浓缩总结为5个阶段,其经验主要体现在保护为主和全民公益性为主的管理理念、兼顾保护和利用的管理思路和制度体现、制度化的全面的公众参与3方面。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及绿色发展思路——以长岛国家公园为例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建设是国家公园体制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但这类国家公园内外界线难分、保护对象具有移动性和不可见性,管理困难且成本高,涉及有人居住较大规模海岛的海洋类型国家公园还具有内外空间互联、资源互补、生态互通的特征,其空间是“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兼具的,这样的区域只靠严防死守是难以管理好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出路。作为全国目前条件最好的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创建区,长岛既是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在保护与发展上特殊性的代表,也具有把握特殊性实现绿色发展的优势。在分析长岛国家公园产业发展现状、转型升级发展难点并总结其推动绿色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基于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提出了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的绿色发展思路和长岛国家公园的具体措施。

跨省国家公园统一管理机制探析

受“行政区行政”、省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跨省国家公园的统一管理成为当前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主要难点之一。在探讨国家公园统一管理内涵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跨省国家公园统一管理改革进展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国家公园的统一管理应该以统一的管理体制为前提,统一的管理制度为基础,统一的信息平台为支撑。跨省国家公园统一管理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治理组织机构层面统一决策管理主体缺失、制度层面统一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技术层面统一信息管理平台难建立等问题。对此,应当构筑中央统筹、省际协调的“决策⁃执行⁃监督”协作治理机制,搭建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建立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政策、分头实施机制,构建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运行保障机制,推动协调合作立法。同时,提出跨省国家公园统一的立法可以有国务院条例、各省协调立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各省人民政府协同制定规章三种形式,并分析其不同的适用情形。

以游憩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公园生态产业化的难点及其破解思路——新质生产力视角

一、国家公园的社会-生态福祉需要依托生态产业化来实现中国国家公园的三大理念是“国家代表性、生态保护第一、全民公益性”(2),分别反映了国家公园的资源价值和其兼具生态、社会效益的特点。但要实现国家公园的社会-生态福祉,不能直接套用其他区域的发展方式(如乡村振兴中的以产业兴旺带动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这是因为对于产业发展而言,国家公园首先意味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保护地役权对中国国家公园统一管理的启示——基于美国经验

建立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中国人口多、社区分布密集、土地权属复杂、集体土地比例高等人地矛盾突出的实情,决定了统一的管理体制只有在灵活、精细的管理模式下才能实现。源起于美国的保护地役权制度由于其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充分尊重合理的人地关系和供役地人的法定权利,强调细化保护需求下的补偿机制,可以对生态和景观上连续而权属不一的土地资源进行再统筹,实现高效的统一管理。从美国经验来看,保护地役权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发挥其特有优势,一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为维持必须依赖人地共生的保护对象提供最优的保护管理决策,二是在资金约束下和土地所有权人无出让意愿的被动情况下提供双方妥协的方案,以限制部分权利的方式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研究认为,尽管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同于西方私有制国家,但通过法理的调整和配套制度的完善,保护地役权可以和中国的法律制度背景相融合。建议从调整完善相关法律、建设配套体制机制、清晰界定资源利用行为的边界、设立成效评估标准和正负反馈机制等方面着手,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保护地役权制度,推动中国国家公园形成统一的管理体制。

国家公园管理制度设计: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空间管制技术路线

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多样，基本上是从生态系统要素和资源类型出发，而非基于管理目标进行分类。按自然保护地的功能衡量，我国自然保护地存在较多管理问题．没有保护好、没有服务好、没有经营好。

中国国家公园的边界、分区和土地利用管理——来自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启示

作为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具体实现方式和前沿阵地,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旨在对我国多样化的保护地体系进行重组管理,实现高效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本的保护和全民公益。研究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这两类法定保护地的边界和区划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技术手段的发展进行梳理,并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家公园在保护地个体的边界和内部分区上应以实现保护目标为原则,借鉴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根据管理目标细化功能分区,借鉴风景名胜区规划实践,注重景观价值,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土地权属及土地开发利用可能和方式,进而考虑气候变化和区域长期发展目标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动态,形成完整的边界和分区理论体系,从而满足全民公益,实现社区经济发展。在区划理论上,一个可行的切入点是考虑空间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异,根据实现保护目标的管理需求和满足社区生计发展的利用需求,在土地权属和其他限制条件上实现不同组合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规划,利用保护地役权来分离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限制特定土地利用方式,进行利益相关方资源利用管理。

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价值认知的差异与管理对策——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设为例

基于利益认知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设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意义认知、利益界定与国家公园潜在管理规则评价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赋予明确而不同的意义,学者与管理者的观点和国家公园管理目标较为一致;访客与社区居民关注个人利益。②居民生态系统价值认知依赖于生计重要性判断,生态系统管理诉求建立在对现实利益与感知利益的对比上。③利益相关者对约束力不同的潜在规则持不同态度。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构建动态"协商空间",在协商中尊重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意义的认知差异,引导不同利益相关者认知趋同,提高规则合理性与执行度,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稳健性。

三江源国家公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经验

国家公园在国际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是全球公认的自然保护地管理工具之一。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随后国家公园体制被写入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基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国各地开展的试点实践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只有短短不到5年时间。

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应性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国家公园的启示

对于多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不宜采用禁区式的保护形式,必须既满足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需求,又尽可能与人类活动相协调,因此需要适时、适地、适策的适应性管理。综述了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应性管理的概念和框架,分析了适应性资源管理、捕猎管理和影响管理3种类型,以保护地、非保护地2种典型模式进行案例分析,从原则、对象、体系和路径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应性管理框架,以及其在法律法规、规划规范、科研监测、多方合作上的应用,以期为《国家公园法》提供参考,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依据。

基于保护地役权制度的自然保护地“人、地约束”破解方案研究

约占国土面积1/5的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但“人、地约束”导致自然保护地普遍存在统一管理难、资金供给难和科学管控难等问题。在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面临的人地约束问题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构建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役权制度,分析了保护地役权与征收、租赁等常用土地管理方式的区别,介绍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背景下中国保护地役权的改革探索案例。保护地役权制度中,细化保护需求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最严格保护;地役权合同中的保护一致性谱、地役权人的多元性和地役权补偿资金来源的多样性等体现了原住民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在保护地管理中共建共治共享的角色。将“人、地约束”初步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亟待纳入《国家公园法》等法律法规,以真正发挥作用。

国家公园日常管理和生态监管的职能分工研究及其制度设计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设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对人地关系复杂且长期以来是“九龙治水”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尤为重要。聚焦于自然保护地的龙头——国家公园,从其作为多要素高关联的自然资源资产独立管理单元且“生态保护第一”的特征入手,基于功能性分权理论,分析其日常管理和生态监管职能分置的理论框架与操作模式。结合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原则,辨析了作为主要管理者的林草部门和主要监管者的生态环境部门的职责,并从微观层面给出了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资源环境综合执法两个重点领域基于职责划分的制度设计。

加拿大国家公园体制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启示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国家,其管理体制虽较早成型,但也随着管理理念、国家财力及机构改革在不断创新。加拿大没有采用建禁区的方式来保护国家公园,其在内有社区乃至城镇的情况下不仅不断加强保护,而且调动了各利益相关方"共抓大保护",较好地处理了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中国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和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情况下,应明确"最严格的保护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并在体制试点中借鉴加拿大国家公园体制创新的三点经验:(1)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与时俱进,且相关科研确保了这种演进成为长进;(2)保护不是严防死守,而是在细化保护需求的基础上人为干预并结合合理利用;(3)在基本保持财政支持为主的情况下采用多种方式形成多种资金来源,既提高效率,又避免财政依赖型懒政。

国家公园:打造生态文明美丽样板

中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但从功能发挥丽言，普遍存在没有保护好、没有服务好、没有经营好等共性问题。国际经验说明，国家公园体制是解决其中多数顶级遗产地管理问题的最佳方式。但各方对国家公园的相关概念认识不统一，对中央要求的体制试点工作理解不到位，相关试点工作存在不针对管理问题、不区别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不聚焦资金机制等共性问题。为此，应根据试点文件，紧扣“统一、规范、高效”做好体制设计，并加强遴选标准、区划方法、资金机制及权属变通控制制度设计等方面的技术工作，以确保实现“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的体制建设目标。

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动因、经验及启示

美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如何处理上下左右里外的关系、如何实现跨行政区的整合、如何通过绿色发展形成保护的合力等方面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缺少借鉴价值。与我国政治体制相似、而最初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与美国相似的法国国家公园,在现实中遇到诸多问题后于2006年开始改革,十年改革基本功成,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其与中国问题相关的经验可总结为三方面:一是形成利益共同体才可能形成生态共同体,没有绿色发展就没有国家公园;二是上下左右里外结合的治理结构才可能兼顾各方需求,才可能形成保护的合力、创造周边有利保护的大环境;三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需要技术路线和完整体系。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若借鉴其空间上的加盟区、体制上的多方治理模式和绿色发展上的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等,有望针对性地解决上述操作层面的实际问题。

基于激励相容理论的韩国生育政策实践检视——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生育配套政策的转型完善期,韩国的相关经验教训可以引为借鉴。韩国政府制定了涵盖税收优惠、现金补贴、生育产假、托育照料、就业支持、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鼓励政策,以求提升韩国的生育率。然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些生育配套政策远未达到韩国政府的预期目标。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生育率具有下滑到一定程度后难以扭转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些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激励与民众的政策需求并未有效相容。韩国生育政策"激励—相容"失灵的教训给予中国的启示是,积极促进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注重政策供给与政策需求之间的契合,构建一套以人民为中心的生育政策配套体系是解决当前中国人口困局的必由之路。

气候适应型城市的规划要素及对我国28个试点方案的综合评价

随着城市适应工作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即将开展相应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如何编制气候适应型城市规划,正成为城市面临的一项现实问题。本文以国内28个气候适应型试点的经验为基础,结合国外多个城市的规划实践,从气候风险评估、适应行动、治理机制三方面总结了气候适应型城市规划的12条基本要素。以此为标准,对我国28个气候适应型城市的试点方案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显示,28个试点地区的适应规划还处于初级阶段,在风险评估方法的科学性,适应行动的多样性、长期性、可测量性,治理手段的多样性等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为了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规划的编制水平,国家应尽快出台气候适应型城市规划指南,为城市编制适应气候变化规划提供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