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疫后绿色复苏——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今年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词"。碳达峰、碳中和,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些话题备受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就此,《中国发展观察》杂志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中国自然资源政策演进历程与发展方向

自然资源政策是国家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关注度、复杂性、地区差异性等特征较为突出。1980年代以来,中国自然资源政策大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1991-1997、1998-2003、2004-2010等四个阶段的演进,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不断发展变化,自然资源政策的需求和目标也不断变化,并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但同时也在政策一致性、政策权威性、政策公正性、政策认知性等方面,暴露出一些不足和缺憾。自2011年开始,资源政策的演进进入了第五个阶段。展望未来,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自然资源政策应不断创新,重点在政府规制、全面负责、促进转型、系统协调和差异设计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发展。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水价政策研究

我国现行水价政策已经严重影响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已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笔者建议: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和水情,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全程进行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按照水源类型、用途类别、区域类型及用水效率等,实行差别化水价;同时注重配套制度与设施建设,保障水价形成新机制的顺利实施。

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如何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为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指出了方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发力落实:一是全面建设,补足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短板。调研中发现,一些乡村改水改厕和垃圾分类的工作力度不够,一些地方的农田农药和化肥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建议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查漏补缺,加强城乡尤其是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如疏通城乡水网体系、加强乡村湿地建设、开展垃圾集中收集和处置、持续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实,中央和地方财政有必要对管网建设、污染治理设施、检测设施的投资给予大力补贴,并开展相关工作考核。

以成效为导向看新时代环境政策和制度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方面久久为功,生态环境质量出现稳中向好的趋势,侵占自然保护区、破坏湿地、污染环境等现象被大力遏制,环境保护的形式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正在被克服,一批综合和特色国家公园已经建立,一些植物物种正在恢复,一些消失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在休养生息中得以增强。

中国消费中长期发展趋势及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随着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其引致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越来越不容忽视。本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了居民消费引致的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然后参考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居民消费结构,展望未来居民消费发展趋势,进一步测算未来居民消费的能源与环境效应。未来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将稳步上升,到2050年逐步提高到70%以上;居民消费结构将显著调整,食品占比显著下降,仅为15%,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占比显著上升;居民消费引致的一次能源需求到2050年将达到30.4亿吨标煤,占全社会能源需求的52.4%;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97万t、261万t、1722万t、1157万t,占全社会污染物排放产生量的60%以上。研究表明,进一步强化居民消费产品绿色低碳发展、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将成为未来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和污染防治的重要领域。

优先发展天然气 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压力

尽管为了解决人类未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但由于商业化条件尚不成熟,以及成本高于传统能源,

首尔绿带政策效力评价与建设启示

绿带规划通过确定城市周边的限制开发区域来达到控制城市蔓延、保护生态空间、优化城市结构的目的,但同时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间接造成资源浪费、社会不公和抬高地价等。文章通过研究首尔绿带政策形成背景及演变历程,总结其实施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评价政策实施成效的基础上,提出政策推进需要关注绿带空间规划的科学性、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连续性、完善的土地开发利用平衡机制,以及积极有效的人口调控政策等核心问题,并提出对我国城市绿带建设的启示。

我国绿色发展萌芽、起步与政策演进:若干阶段性特征观察

我国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理念,历经了环境污染末端治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等不同的阶段。相应的政策目标、立法体系、政策工具也随之调整,向着有利于弥合发展理念和政策行动之间鸿沟的方向演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的责任格局不断优化,政策调整范围从生产领域向消费、流通领域扩展。当前激励约束并重的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已形成,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了落地生根。

从“多管”走向“严管”——简政放权背景下环境监管政策建议

国务院取消和下放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在赋予企业投资积极性的同时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必须加强环境监管,从环境监管的法治基础、组织体系、监管能力、公众参与、问责机制等方面,解决我国环境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环境法治保障措施

文章指出京津冀环境保护一体化建立法治框架的必要性,分析了建立途径:首先需建立促进区域环境保护一体化的《京津冀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清理有关法规和规章;其次需建立健全统一的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评、总量控制、生态补偿、预警应急等制度和机制。此外,还需从环境保护产业一体化、环境信息公开一体化、公众参与一体化以及监督执法一体化等方面构建一体化的环境共治平台,促进各方协同参与和监督。

“十四五”生态环境政策和法制宜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十三五"时期,我国通过政策和法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四五"时期,须进一步加强政策和法制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从充分性和均衡度两个方面提升我国区域、流域和行业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的综合绩效。为此,需要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的相互支持作用,促进国家立法的有效实施;中央与地方签订行政协议,调动地方深入开展生态环保工作的积极性;推进流域与区域的专门立法或者协同立法,通过体制制度和机制的集成创新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按照流域与区域生态环保目标设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现生态环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因地制宜性;实行"法定义务+企业承诺"履行制度,因企制宜地落实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生态环保责任;国家需要总结和推广一些地方探索和有效实施的灵活性工作制度,并发挥市场机制对生态环境资源和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

再生资源行业升级创新促进绿色发展

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从最初的资源综合利用发展为"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模式,再到实现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再生资源产业的循环在社会大循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行"互联网+再生资源",打造"互联网+物联网+再生资源回收交易"平台,"互联网+再生资源+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提升再生资源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通过完善社会宣传、公众参与、法律强制、利益引导、技术支撑、金融创新六大长效机制,实现再生资源行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的政策优化设计

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正在由弹性约束向刚性约束转变,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下,促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具体应该充分利用财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着力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提高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深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构建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大力培育绿色文化氛围。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面擘画了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我国发展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作出重要部署,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筑美丽中国注入强大动力。

从绿色发展视角看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和2019年的挑战

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创佳绩,如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工作稳中有进,细颗粒物(PM_(2.5))平均浓度继续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人民群众的绿色发展获得感继续增强等。这得益于:中央重视,层层传导压力,实抓生态环保的氛围已经形成;中央对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了周密的部署;通过严肃追责,齐抓共管生态环保的体制已经形成;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专项行动计划为抓手,全面加强生态环保工作的格局已经形成;污染防治、生态建设、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应对有机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效应得到提高。从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来看,2019年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一些压力,如西部地区"散乱污"企业的清理整顿任务艰巨,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难度较大,全流域水质明显改善需要较长的时间等;要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绿色发展来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长江经济带如何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长江经济带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流域能够为民族的生存和繁衍提供生态与物质基础,因此古代文明的发源与流域有很大关系,古代文明的传承与流域的生态保护也有密切的关系.事实证明,凡是古代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的国度,都是流域生态得到持久保护的地方.因为流域的断流导致生态环境变迁,一些古代文明走向衰落.

科学有序加快发展煤制甲烷 统筹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

煤制甲烷具有高效、清洁、经济、安全等优点,有望成为我国清洁能源最重要的接续利用资源之一。但是,我国煤制甲烷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生产利用中不仅技术系统集成有待优化和突破,还存在二氧化碳大量集中排放、引发区域水资源供需失衡等问题。建议尽快制定煤制甲烷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科学有序发展煤制甲烷产业;统筹煤制甲烷的运输和利用,促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鼓励对煤制甲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合理利用,并加强排放源等环节的监管力度;加强水资源和水源地保护,探索建立水权流转的交易机制;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园区的发展战略

在迈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有一大批学术造诣和求实精神都比较突出的年轻专家学者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常常出现在生产的第一线,因为有很多的重大问题往往都是身在生产和管理的前沿才能够发现;当企业遇到难题的时候,企业界的朋友们也会把这些专家学者请来把脉会诊;这些专家学者也常常聚会在一起,就一些重大的理论或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资源再生》杂志的记者们与这些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活动得以结识,并形成了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很多年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所长助理程会强研究员就与我们建立了联系,并且经常就一些行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切磋。他曾经担任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员,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设备零部件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除此之外,他还担任着许多社会职务。基于此,我们与这位专家有着多次面对面的交流。这一次,尽管非常忙碌,他还是参加了今年6月19日在湖北荆门举办的中国再生资源行业会议,并与代表们一起走进荆门格林美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实地考察那里的废旧家电和电子废弃物处理示范生产线。这一次,在大会的研讨中,他发表了《我国再生资源园区的发展战略》的报告。他以世界各国的园区建设的历史沿革、发展走向为切入点,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园区建设的发展动向、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他在这次会上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有两点,其一是他以循环经济协同效应使库兹涅茨曲线变缓这一宏观趋势的分析,通过人均GDP所带来的污染分析,对比了发达国家和正在建设循环经济的我国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十分贴切地说明了循环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让代表们有耳目一新之感;另外一点是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再生资源产业所具有的公益性问题。他认为,再生资源产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远远大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因此,他大声疾呼:要给再生资源产业更多的关注与扶持,不能只简单地把它看做一个原材料行业,而要将其提升到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定位并给予支持。这些话从专家的口中说出,要比从企业家口中说出来更加有力度。这也是全行业的朋友们共同的心声。在这"风雨如晦"的时刻;大家是多么需要"鸡鸣不已"的呼唤呵!

京津冀协同推进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

生态环境保护,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率先突破的三大重点领域之一。九年来,三地逐步完善协同机制,持续加大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绘制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生态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