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疫后绿色复苏——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今年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词"。碳达峰、碳中和,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些话题备受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就此,《中国发展观察》杂志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水价政策研究

我国现行水价政策已经严重影响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已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笔者建议: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和水情,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全程进行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按照水源类型、用途类别、区域类型及用水效率等,实行差别化水价;同时注重配套制度与设施建设,保障水价形成新机制的顺利实施。

中国消费中长期发展趋势及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随着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其引致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越来越不容忽视。本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了居民消费引致的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然后参考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居民消费结构,展望未来居民消费发展趋势,进一步测算未来居民消费的能源与环境效应。未来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将稳步上升,到2050年逐步提高到70%以上;居民消费结构将显著调整,食品占比显著下降,仅为15%,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占比显著上升;居民消费引致的一次能源需求到2050年将达到30.4亿吨标煤,占全社会能源需求的52.4%;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97万t、261万t、1722万t、1157万t,占全社会污染物排放产生量的60%以上。研究表明,进一步强化居民消费产品绿色低碳发展、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将成为未来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和污染防治的重要领域。

中国自然资源政策演进历程与发展方向

自然资源政策是国家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关注度、复杂性、地区差异性等特征较为突出。1980年代以来,中国自然资源政策大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1991-1997、1998-2003、2004-2010等四个阶段的演进,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不断发展变化,自然资源政策的需求和目标也不断变化,并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但同时也在政策一致性、政策权威性、政策公正性、政策认知性等方面,暴露出一些不足和缺憾。自2011年开始,资源政策的演进进入了第五个阶段。展望未来,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自然资源政策应不断创新,重点在政府规制、全面负责、促进转型、系统协调和差异设计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发展。

以成效为导向看新时代环境政策和制度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方面久久为功,生态环境质量出现稳中向好的趋势,侵占自然保护区、破坏湿地、污染环境等现象被大力遏制,环境保护的形式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正在被克服,一批综合和特色国家公园已经建立,一些植物物种正在恢复,一些消失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在休养生息中得以增强。

优先发展天然气 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压力

尽管为了解决人类未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但由于商业化条件尚不成熟,以及成本高于传统能源,

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研究

黄河流域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对我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独特价值。近年来,我国通过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实施专项督察、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乡村振兴等措施,流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仍存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程度有待提升、分段分区开发难以系统地保护全流域生态、保护与发展矛盾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流域各地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相对滞后、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科学利用不足等问题。为提升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建议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加强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的收集,统筹开展流域各地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开发利用,适度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电力行业水-能耦合关系研究综述

电力行业消耗了全球约8%的水资源,电力生产与输配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与水资源之间的相关关系被定义为电力行业水-能耦合关系.本文从电力行业水耗和节水潜力研究、电力生产与水资源空间分布匹配研究、电力行业水-能耦合关系与其他环境问题的关系研究三个角度对国际上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进行梳理.研究结果表明:冷却技术选择对电力行业的水-能耦合关系影响较大,电力生产的需水量与各地水资源禀赋在空间上不匹配,电力行业水-能耦合系统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且面临迫切的实际需求.

我国绿色发展萌芽、起步与政策演进:若干阶段性特征观察

我国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理念,历经了环境污染末端治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等不同的阶段。相应的政策目标、立法体系、政策工具也随之调整,向着有利于弥合发展理念和政策行动之间鸿沟的方向演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的责任格局不断优化,政策调整范围从生产领域向消费、流通领域扩展。当前激励约束并重的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已形成,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了落地生根。

雄安新区水安全治理的对策建议研究

水安全在雄安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为科学构建与新区发展定位和目标相匹配的水安全治理体系,结合雄安新区水安全现状和水安全保障需求,在明确界定水安全治理内涵基础上,从6个方面系统提出新区水安全治理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坚持调水与节水并重,构建供给可靠、利用高效的水资源保障体系;坚持减排与治污并重,建立涵盖源头减污-处理回用-末端治理全过程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坚持生态与活水并重,构建以良好水生态系统为基石的新区生态景观格局;坚持城镇布局与防洪排涝并重,打造以河道堤防为基础、大型水库为骨干、蓄滞洪区为依托的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并重,建立健全水安全治理的内生动力机制;坚持顶层设计与持续升级并重,在保持水安全治理连续性的同时,不断提档升级。

从“多管”走向“严管”——简政放权背景下环境监管政策建议

国务院取消和下放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在赋予企业投资积极性的同时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必须加强环境监管,从环境监管的法治基础、组织体系、监管能力、公众参与、问责机制等方面,解决我国环境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

水生态文明视阈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保护机制创新研究

机制是制度化的方法。水质保护机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水质保护效果，是事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永续利用并发挥其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基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3省8市（区）的实地调研发现：中线水源地水质保护虽建立了相应的机制，但水质保护协调机制临时，多主体水污染防治机制滞后，河湖健康保障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机制和水资源价格机制等不健全，导致水质保护措施难以落实、水安全难以保证。为此，文章建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水质保护机制改革与创新，以确保中线工程运行安全高效、水质稳定达标。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影响、挑战和应对——整体战略研究框架的构建和初步分析

自1996年以来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在争论中迅速发展,目前发达国家主导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和知识产权格局,种业国际化的趋势加速。我国的种业安全和知识产权领域面临严峻的挑战。构建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整体战略研究的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初步分析了全球和我国中长期粮食供求的形势,生物技术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生物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我国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等。综合起来,文章认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物技术品种的应用应坚持预防原则和自主技术为主的道路。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环境法治保障措施

文章指出京津冀环境保护一体化建立法治框架的必要性,分析了建立途径:首先需建立促进区域环境保护一体化的《京津冀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清理有关法规和规章;其次需建立健全统一的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评、总量控制、生态补偿、预警应急等制度和机制。此外,还需从环境保护产业一体化、环境信息公开一体化、公众参与一体化以及监督执法一体化等方面构建一体化的环境共治平台,促进各方协同参与和监督。

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作用研究——基于政府行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将政府行为细化为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律规则和腐败控制四个变量,并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指标进行量化处理,建立了衡量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标,对政府行为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政府效能、监管质量和法律规则是影响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效能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呈现正相关关系,政府效能越高,越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监管质量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较为显著,监管质量越高,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法律法规对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腐败控制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尽管也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并不很显著,这表明腐败控制的效果并没有直接反映为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家治理所关注的整个经济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转型中,国家治理新手段、新途径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效治国理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信息化必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黄河流域近十五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定量评估有利于考核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效果。本研究构建了基于能值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体系,核算了黄河流域2000—2015年省级及地市级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及导致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①近15年,黄河流域生态状况有明显好转,除河南和山东外,增幅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上游(7%~27%),增幅最大的为甘肃;②黄河流域的117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中,有77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不同增幅(0.46%~210%);③黄河流域“源”“过程”“汇”区位不同保护重点不同,要根据其所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及改善情况动态制定分区分类保护策略;④近15年的林地面积增加对所提供的服务提升效果明显,湿地(湖泊、沼泽地)的减少变成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省份服务下降的最大驱动因素。本研究能够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基础性依据。

“十四五”生态环境政策和法制宜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十三五"时期,我国通过政策和法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四五"时期,须进一步加强政策和法制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从充分性和均衡度两个方面提升我国区域、流域和行业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的综合绩效。为此,需要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的相互支持作用,促进国家立法的有效实施;中央与地方签订行政协议,调动地方深入开展生态环保工作的积极性;推进流域与区域的专门立法或者协同立法,通过体制制度和机制的集成创新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按照流域与区域生态环保目标设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现生态环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因地制宜性;实行"法定义务+企业承诺"履行制度,因企制宜地落实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生态环保责任;国家需要总结和推广一些地方探索和有效实施的灵活性工作制度,并发挥市场机制对生态环境资源和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

再生资源行业升级创新促进绿色发展

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从最初的资源综合利用发展为"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模式,再到实现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再生资源产业的循环在社会大循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行"互联网+再生资源",打造"互联网+物联网+再生资源回收交易"平台,"互联网+再生资源+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提升再生资源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通过完善社会宣传、公众参与、法律强制、利益引导、技术支撑、金融创新六大长效机制,实现再生资源行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的政策优化设计

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正在由弹性约束向刚性约束转变,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下,促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具体应该充分利用财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着力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提高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深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构建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大力培育绿色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