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功能区的划分与西部大开发——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博士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晓蓉同志,针对西部大开发中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发展优势产业问题,特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三位专家进行访谈,他们的真知灼见,足以提供多种智慧型的思路,有益于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探索,现将谈话问题陆续整理刊出,以飨关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仁。

面向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科学基础与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最终目标,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分别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现途径和国土空间保障。面向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科学内涵是优势互补、开发高效、约束有效、布局协调、发展安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战略格局是面向全球的“沿海—内陆—沿边”全面开放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要调整和优化产业基础能力布局,增强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要优化重大基础设施和大通道布局,提升国土空间的开放程度和通达性。科学的、全面的国土空间体系包括空间发展格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三者缺一不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经济发展优势区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要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更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做保障。

中国东部经济大省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研究

当前,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五个东部经济大省进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亟须解决省域内部发展不协调问题。五省区域发展分化体现在沿海与内陆、少数中心城市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其中广东省内分化最为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省经济分化的特征和格局已经基本稳定,但地区间经济差距依然十分明显;人口分化滞后于经济分化,但人口分化格局与经济分化格局基本保持一致;民生水平地区间差异较小且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越来越均衡。造成经济大省内部发展不平衡有多重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及区位差异导致最初的经济分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则越来越突出。未来,为更好地推动实现经济大省省域内部的协调发展,要立足不同地区比较优势,更加注重培育落后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不平衡问题。

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研究

本文在梳理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本底特征、发展现状、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1)开源与节流并重,走资源环境的集约发展之路;(2)综合利用行政、立法、市场等多种手段,走资源环境的高效发展之路;(3)统筹规划、管理、整治,走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之路。文章认为,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重点任务是:在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方面,一是节约利用水资源,二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三是推进矿产资源节约,提高开发利用效率,四是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在联防联控环境污染方面,一是全面实行清洁空气行动,二是加大水体污染防治力度,三是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四是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在构筑人口—资源—环境(PRE)生态保障体系方面,一是构筑以水为核心的蓝色生态保障,二是构筑以林木为核心的绿色生态保障,三是完善生态环境补偿的红色生命线。文章最后就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提出对策建议以下:(1)建立统一协调的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工作机制;(2)充分拓宽渠道实现生态环境的高效保护治理;(3)加快资源环境管理的科技信息水平建设;(4)实施最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5)健全资源环境开发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西部地区水电资源开发利用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水电资源作为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是我国今后开发的重点。西部地区是我国水电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而且分布相对集中,建库筑坝条件较好,适宜开发。在西部地区水电资源开发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规划不完善等,致使水电资源所在地不能充分分享水电资源开发的成果。建立合理的水电资源开发利用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水电资源开发能够充分惠及水电资源所在地,不仅对于推进西部地区水电资源的顺利开发,而且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区域政策研究

我国地域面积广阔,区域间差异性大,不同的区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不可能“齐头并进”,也不可能复制同一种模式,更不宜同质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而是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实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构建并不断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区域政策,不断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并加强区域政策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科技、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取向一致性,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形成合力。

新时期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形势、方向和任务研究

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经济功能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在新形势下,来自经济全球化国际大背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内大环境的双重影响,使得经济技术开发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立足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趋势,应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长期发展方向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一五”及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重点任务。

开发建设曹妃甸 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曹妃甸位于河北省滦南县南部海域中,距北京220公里,处于环渤海经济区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也有着优越的建港条件和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积极开发曹妃甸深水大港,加快以新首钢为代表的曹妃甸重化工业区建设,对于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阶段中国都市圈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都市圈作为一种机制,对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国土利用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利用常住人口、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等统计数据,采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变化和区域差异、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特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变化、GDP变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均具有显著区域差异。最后提出推动都市圈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基于经济—人口—资源环境三维分类框架

基于经济—人口—资源环境三维分类框架,本文将全国县域分为领先型、潜力型、基础型三类。其中,领先型县市187个,未来发展主要受限于空间范围狭小、行政等级偏低,应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扩权赋能激发县域发展自主性和能动性,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潜力型县市687个,主要面临过早过快“去工业化”、人口和资金外流、经济调控能力弱、开发区作用不突出等问题,未来需要以锻长补短为核心,开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两大引擎,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基础型县市996个,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生态、能源和边疆安全重任,客观上牺牲了发展权,统筹发展和保护压力大、缩小与全国发展差距难度高,需要国家和省级层面统筹协调和利益补偿,推动点上开发、面上保护,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提升成都中心城市辐射力研究

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是构建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对世界级城市群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总结,研究提出成都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方向。与全国部分重点城市对比发现,成都整体呈现“七强七弱”的典型特征,在城市发展能级、创新策源、要素组织配置、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依然存在短板,需要进一步创新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在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区域产业链创新链构建、生态价值转化、门户枢纽城市建设、超大城市高效能治理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引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快建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世界级城市群。

后疫情时代提升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链发展韧性研究

2022年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链遭受新冠疫情较大冲击后,呈现“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恢复更快、相对本地其他制造业恢复更快、新能源汽车相对其他汽车行业恢复更快”三个特征。后疫情时代,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链“卡脖子”环节、布局过于集中等问题依然存在,在新一轮汽车价格大战中产能过剩引致风险或将上升。建议从服务稳定全国宏观经济大盘的高度,率先构建汽车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体系,重塑跨城市跨区域的汽车产业分工体系,构建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保障体系,统筹提升汽车产业产能利用率。

钢铁废气中二氧化碳的微生物固定与转化机制研究进展

钢铁工业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但其也是CO_(2)大规模排放的重要排放源之一.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针对CO_(2)的减排措施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通过调控关键基因、改造代谢途径或优化反应条件等方式,获得的工程菌株能够高效同化CO_(2)并转化为有机酸、生物燃料和多元醇等高值产物,为从传统的“获取–制造–处理”经济转变为减少碳足迹的可再生经济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因此,本研究聚焦微生物固定/转化钢铁废气中CO_(2)的研究进展,系统性分析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前沿和工程应用挑战,探讨了基因编辑技术在其解决方案中的作用.这一领域的探索为未来的碳减排和环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路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国土空间体系的内涵把握与实践方略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土空间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国土空间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国土空间保障。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鲜明特征密切相关,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土空间体系表现为全面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协调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这种格局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划分,还反映一个更广泛的经济、社会、环境目标的综合性协调发展。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土空间体系的形成需要增强经济发展优势区的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特殊功能区的综合保障能力,同时,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为其提供基础保障。由此形成“一个格局、两种能力、两个体系”的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土空间体系,这是统筹空间发展和空间安全的重要前提。此外,要通过加强体制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进一步确保国土空间有序布局、合理利用,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保障能力。

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科技现代化的路径和举措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作为全国科技创新的开路先锋,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但自主创新能力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任重道远,头部企业距国际顶尖仍有差距,创新人才多但不优且发展受限,京沪苏粤原始创新亟需全面突破,津浙鲁创新引领发展境界仍应提升,冀闽琼创新政策执行力有待强化。未来一个时期,东部地区应多方发力,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建设强大创新人才队伍,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推动京沪苏粤迈向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促进津浙鲁打造全国产业创新中心,支持冀闽琼建设科技现代化后备军,率先探索一条科技现代化的新路径。

大都市圈人口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基于地理和网络圈层嵌套视角

厘清大都市圈的人口分布特征及问题是推动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文章基于都市圈的圈域结构理论,借助空间分析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地理圈层和网络圈层视角对中国上海和北京两个典型大都市圈的人口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分布呈现多“星火”团簇式集聚,北京则单中心人口集聚模式凸显;(2)从地理圈层视角比较人口规模发现,北京、上海两大都市圈核心区相对于东京和纽约大都市圈人口过密,但人口增长率降低,疏解核心区非核心功能有显著成效,中间和外围圈层显示出较高的人口承载空间;(3)建立人口的空间关联探究两大都市圈人口的网络圈层结构发现,上海大都市圈整体人口关联性更强,板块间互动更密;(4)将网络圈层人口流动嵌套于地理圈层发现,人口高频流动板块均位于两大都市圈的核心圈层,但上海大都市圈圈层内部成员和圈层间联系较北京大都市圈更为紧密。

中国交通行业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协同控制效应研究

目前,交通行业已成为中国局地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来源之一,而且随着交通运输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工业和生活排放相比,交通排放贡献占比呈相对增加趋势。文中构建了"CGE-CIMS联合模型",对中国交通行业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局地大气污染物和CO2协同控制效应进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与BAU情景相比,环境税、碳税、成品油消费税以及政策组合情景均促进了交通行业的电力消费替代汽油、柴油等石油制品,即使考虑政策实施后电力消费增加导致的间接排放,各情景下综合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量(ICER)仍为正值,即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均具有较好的协同控制局地大气污染物和CO2的效果。本文最后提出了包括聚焦高排放交通工具,以补贴低碳交通方式配合绿色税制改革,以及电力行业低碳发展等交通行业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配套措施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战略思路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人口、城市密集的重要发展轴线,在全国"两横三纵"空间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各省市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目前已经形成了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川渝三大城市群以及若干个区域性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仅次于沿海经济带,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上中下游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城镇化水平差距大、居民收入差距大,需要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城镇体系、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基于多区域中心城市的省际交界地区区域合作研究

省际交界地区是一类特殊的区域类型,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远离各自省份的经济中心城市,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促进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是一般省际交界地区单个城市不足以辐射带动整个交界地区。本文以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为例,探索将"区域中心城市之争"转化为多区域中心城市互动合作,以此优化省际交界地区空间结构,最终形成几个功能互补、联系密切的"城市经济圈",对广大省际交界地区产生足够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破行政分割,实现对省际交界地区的整合与协调发展。并探讨了区域合作的模式和路径,以期对国内省际交界地区避免区域冲突、促进合作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当前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

本文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演变过程,重点分析了我国当前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促进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调整的政策建议。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三核多极、三轴四片"的多核、多轴、分片型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但也存在着经济布局与资源空间分布失衡、经济布局与人口分布不匹配、城乡建设用地低效扩张等突出问题,需要通过人口、产业、土地、生态补偿以及环境保护等政策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