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与性恶论之比较研究——以孟子、荀子和韩非子为中心

孟子主张性善论,侧重于"存心养性",目的是要人们保持与生俱来的善端,并进行扩充,使自己成为像尧那样的君子。荀子主张性恶论,侧重于"化性起伪",目的是要人们通过学习和遵循礼义、法度等来矫正其与生俱来的恶,使自己成为像禹那样的君子。从伦理价值取向来看,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要把人培养成君子。韩非子主张性恶论,侧重于"就利去害",目的是要说明人性恶而不可能向善,只有通过法来压制其恶,这就为统治者实施暴政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人们"就利去害"的人生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汉语看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以美籍学者陈汉生的研究为中心

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与汉语的独特性密切相关。美籍学者陈汉生(Chad Hansen)认为,几乎所有古典汉语中的名词都相当于英语中的物质名词(如水),而没有抽象名词。汉语中只会产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而不会产生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即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故柏拉图式的哲学问题不会在汉语中出现。古典中国人并非没有抽象的能力,只是无这方面的必要。与国内学者肯定公孙龙子的白马论区分了个别与一般不同,陈汉生坚持他所说的马也不是柏拉图意义的"马性"。虽然陈汉生的看法引起很多争议,但它对我们思考中西哲学之巨大差异,对我们如何以汉语研究西方哲学都很有启发。

荀子教育思想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

《荀子》一书中的《性恶》篇太引人注目,任何关注中国古典人性论的人都会注意到它,而该书其他篇对人性的看法则一直被忽视。本书的《劝学》《礼论》《大略》等篇都不主张人性恶,而是主张人性朴。《性恶》是荀子后学的杂言杂语,汉代刘向在编《荀子》时把它夹在《子道》《法行》之间。"性者,本始材朴"的陈述典型地体现了荀子本人对人性的看法。以性恶论来理解荀子的教育思想会严重地误解它。在性朴论视野下,荀子的教育论则可得到恰当解读。事实上,国人在教育观上受性朴论影响更大。

全球化与多元共生时代的文化发展战略——以中国朝鲜族社会的文化发展战略为中心

在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的今天,任何一个地区和民族的生存方式都离不开全球化潮流和国际模式的影响。以西欧为中心的近代化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福利,但也产生了文明冲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重大问题,今天的人类应该反省以西欧为中心的近代。只有多样民族文化的和平共存与善意的竞争,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朝鲜族共同体也在自觉地认识这一新的世界文化潮流,积极主动应对,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东亚的端午:以“药物”为中心

中国、日本和韩国民俗学界对于端午的描述,历来秉持各自的"一国民俗学"视角,亦即将端午分别置于各自国家的民俗学框架之内予以归纳,视端午为各自国家年节岁时体系的重要环节,经由年节岁时的体系化便构成了各自国家民众生活文化的基本节奏和脉络,形成为各自国家传统文化的主轴。换一个描述端午的新视角,亦即"比较民俗学"的视角,它要求中、日、韩三国民俗学家尝试将端午置于"东亚"这一"民俗文化圈"的框架之内来思考。如此以来,在"一国民俗学"的范式之下有可能被遮蔽或轻视的民俗事象,在"比较民俗学"这一新的范式和视角之下就有可能被凸显出来。从这一视角考察端午,不难发现东亚三国曾经共享过以传统历法为主要内容的宇宙观。再者,通过对端午"药俗"之多样性的详尽描述,验证了超越"一国民俗学"之局限的"比较民俗学"以及在其基础之上"东亚民俗学"的可能性。

董仲舒人性论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

董仲舒事实上与荀子一样都是性朴论的代表。以性恶论说荀子的历史惯性,已受到多种质疑。以性有善有恶论或性善情恶论或综合孟荀论来说董仲舒也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子人性论的概括难以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得到可靠的支持。性朴论肯定初生人性包括着向善发展的潜质,但不肯定其中有现成的善。初生人性不够完美,但不能说成为恶。正如玉出于璞,璞中含玉质一样,善出于性,性中含善质。董仲舒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而完全没有提到所谓荀子的性恶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国学引领文化产业繁荣论

中华国学是民族智慧结晶,是文化创意火种,重视它才能认识并开发广州龙文化、羊文化、节庆文化的底蕴,以龙舟竞渡精神,将南海神庙、黄埔古港、南沙天后宫串联成线,利用广东文化强省的政策优势、传媒优势、智力优势、制造业、文化产业优势、商都消费优势等,建好广州棋都以及国际会展集团、名城旅游集团、海上丝绸之路、越秀中华文化城、南粤演艺大观园、羊城国艺创意园等,以中华国学创意促进广州文化产业大繁荣。

明代黔中王门大师李渭“毋意为宗”的心学思想研究

李渭从叩问“本心”到“毋意为宗”(毋意为功),把成为“圣人(仁)”当作人生最高的追求,走出了求仁、学仁、识仁、为仁、归仁的为学路径,其心学思想可以归纳为必为圣人、求仁为宗、毋意为功、先行为用、中和为境五个部分。以“毋意”统摄求仁、学仁、识仁、为仁、归仁,认为“毋意,千古圣贤学脉”,“识此之谓识仁,闻此之谓闻道”,故“毋意为宗”的工夫论是李渭最具特色的心学思想。本文从李渭的人格理想、道德本体、体认工夫、致用境界等方面对其心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先秦君子异化研究

先秦君子异化的形态各种各样,《诗经》对"彼君子"加以谴责,庄子对"世俗之君子"进行了批评,墨子对"士君子"给予了全面揭露和猛烈攻击,揭露了君子异化的严重问题。这些历史资料,反映了君子客观的社会生态多样性、历史的变化性、境遇蜕变性,显示了儒家、道家、墨家对君子之道的理解是不同的。先秦君子的异化问题,对我们始终保持君子气节提出了严肃的警示,说明了"君子儒"坚守(而不是"小人儒")的言行一致至关重要。

道家审美观与时间问题研究方法论

以先秦道家典籍《老子》、《庄子》的文本解读为范例，有助于审美观与时间观之关系的研究，有助于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对时间问题的深入思考，有助于形成更为正确的时间观，由此才能更好地解读道家典籍中的审美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时间问题为视角，以哲学美学关系为中心，在注重历史考据、典籍文本与义理思想相结合的同时，运用还原语境和纵横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诠释文本思想，试图从审美与时间的角度来诠释先秦道家典籍的审美观念，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唐代前期内迁胡族的汉化现象考察——以墓志铭所载之内迁胡族为研究对象

承南北朝以来文化交汇、民族融合之大势,唐代前期内迁诸胡族出于多重动因而致力于族群认同的华夏化,这一现象表面上反映出其对汉人之先祖尊崇观念的认可,本质上则是内迁胡族自我族群定位为华夏苗裔的文化认同事实。与此同时,李唐官方文化共同体建设思想导向的因势利导,遂使尊奉先祖、重视郡望等文化现象蔚然成风。处于此一背景之下的内迁胡族,表现出族群、文化、国家三个层面的多重认同。而这一由浅入深、渐进的体认进程,则以独特的方式助力了唐代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与形成。

运通米豆:东北南部与中原经济联系的个案研究

随着移民的进入和土地的开垦,东北南部农副产品逐渐有了剩余,康熙中期以后,开始从粮食输入区转变为粮食输出区,直隶、山东,甚至京师都要依赖奉天的粮食。这表明东北与中原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本文仅通过对奉天"运通米豆"个案的研究,更为详尽地展现这种联系。

《传习录》形成过程再研究

嘉靖时期阳明文献诸版本字体为宋体或仿宋字体,万历诸本字体为粗大楷体,而隆庆六年(1572年)《王文成公全书》字体为宋体向粗大楷体字体的过渡形态。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世隆贵州重刊《阳明先生文录三卷》的基础上可以复原广德本,而岑庄等人校刊本《阳明先生文录四卷》再次确保复原广德本的精确性。对于阳明《传习录》文献的刊刻,庚戌这一年(1550年),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转局之年。通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所藏孤本孙应奎嘉靖三十年(1551年)湖南刻本,再加上嘉兴图书馆藏《传习录》残本与台湾地区图书馆藏《传习录》下卷残本,我们可以复原南大吉原刻本的具体篇目和内容,破解了约五百年来对南大吉书信部分目录的未解之谜。南大吉书信部分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两通,后有南逢吉长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下卷四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年)绍兴刻本并未刊刻阳明与欧阳德、聂豹二人书信。阳明文录诸版本并未因当时《传习录》广泛流通而失收其论学书信,均在正录、外集中保留相关文献。

近代法国的儒家“君子”研究

在近代法国,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传教士对儒家文化进行研究,对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儒家君子观渗透在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狄德罗、魁奈等学者的学术著作之中,其中以伏尔泰、魁奈和孟德斯鸠等三人的研究较为深入。他们从各自的学术范畴出发,从不同角度呈现出儒家君子观的丰富内涵。

服装社会学研究的系谱与课题

回顾与总结了社会学中有关服装与时尚的理论系谱,并对这些理论的运用以及其在中国的相关课题进行了分析考察。结果表明,对服装的社会学考察方法现阶段主要分为两类:①把服装及时尚与人类的欲望和意识结合起来,对服装与时尚的形成机制抑或是相关社会意识的变迁进行追问;②通过对服装杂志以及读者群的变化进行时间系列的实证分析来解剖社会文化的变容。在这两种方法中,服装与消费、服装与女性又是最常见的两大主题。

《老子》的修身处世思想研究

老子倡导“不争”,《老子》中最能体现其“不争”思想的是第八章。《老子》列举了水的七项品德,这些品德皆体现了水的不争之德:“居善地”,谓水谦下之德,谦下则不争;“心善渊”,谓水虚静之德,虚静则不争;“与善仁”,谓水仁爱无私之德,仁爱而不求回报则不争;“言善信”,谓水诚信之德,诚信则不尔虞我诈与巧取豪夺,是亦不争;“正善治”,谓水公允之德,公允则无偏袒,是亦不争;“事善能”,谓水通权达变之德,通权达变则不固执于某事物,是亦不争;“动善时”,谓水动静适时之德,动静适时则顺其自然而不争先恐后,是亦不争。“不争”体现了“道”之“无为”特性。老子认为“物极必反”,《老子》中最能体现其“物极必反”思想的是第九章。老子告诫人们:在看似盈满、刚强、富贵、功成的背后,其实已潜伏着危机。

唐君毅对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展开与展望

唐君毅先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有一中国之语言哲学之传统”重大问题的哲学家,对于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他既有展开又有展望。首先,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主要问题,唐君毅主要对语言的功能、言说的目标、言说言论的标准等语意学、语言的意义等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己见。其次,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重要主题,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先哲对言默之运用即为中国语言哲学传统的具体表现,他的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以言与默为主题,以“即哲学史以论哲学”的方法来展开的。再次,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重要特征,唐君毅着重提出了中国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哲学中之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亦正初为表此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者”;并视此“近取诸身”之特征为“中国文化与其哲学中之一无价之宝”。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唐君毅并未完成其语言哲学体系的建构,但他对中国语言哲学的未来开展进行了美好的展望。

王阳明《传习录》形成过程研究

通过对明嘉靖年间《传习录》多种稀见孤本的多年全国大调研,比较日本藏德安府刻本、范庆苏州刻本、国家图书馆文津馆藏萧彦绍兴刻本、温州图书馆藏钱錞江阴县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刘起宗与丘时庸水西精舍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胡宗宪杭州刻本,我们认为,上图藏题南大吉刻《传习录三卷》并非嘉靖三年首刻本,而是万历时期重刻本,德安府本是国内外所存最早刻本,萧彦本为国内存世最早刻本,钱錞本源出萧彦本。水西精舍本,较德安府本增加二卷续录,其收语录较接近通行本下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王阳明集》附录单刻《传习续录》2卷本为水西精舍重刻嘉靖本。崇正书院本为《传习录》定稿本。胡宗宪天真书院本为通行本《传习录》足本,内容最全。

老子的哲学思想研究

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道是物质的,又是形而上的,成于混沌之中,在天地形成以前已产生。它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无上下之分,且不可言说,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本原却无私无欲。道又是规律,本质属性和最高原则是“自然”,即自然而然。老子的辩证法主要包含三方面:第一,宇宙万物皆是矛盾的统一体;第二,对立的事物相互依存;第三,道的运动是向着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的。老子的辩证法至少能够给人以五个方面的启迪,即相反相成、居安思危、物极必反、以退为进和先易后难等。老子的循环论包含“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和“周而复始,始而升华,循环往复”等两个方面的内容。